苏小和着
第五章 晚清有限的经济改革
中国长期处在静止状态， 其财富在多年前就已达到该国法律制度允许的最高限
度。 如果改变和提高他们的法治水平， 那么该国的土壤、 气候和位置所允许的限度， 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出很多。
——亚当·斯密
一、 晚清改良派的经济学见识
晚清最后几十年， 官督商办企业成为工业化的主体， 与当时改良派的经济学见识有关。
关于改良派， 中国内地的一些着述对此定义， 均有点狭窄， 仅仅指康有为、梁启超和他们的信徒。 事实上， 主张改良的精英人士， 大有人在。 如李鸿章、 张之洞、 刘坤一等大官僚， 他们对朝廷的政策不断向新式经济倾斜， 有比较大的影响。 薛福成作为一个不错的外交家和中等官僚， 其行为与着述， 也处在改革的前沿。 企业家方面， 张謇、 郑观应、 马建忠在企业经营方面一直秉持脚踏实地地引进新式经济思维方式。 毋庸置疑， 康有为、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领导人， 他们因为有一套成体系的构想， 得以在历史里暴得大名。 冯桂芬、 黄遵宪、 严复、 汪康年等人虽然官阶很低， 也没有实际性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 但在观念传播方面， 起到过比较大的作用。 汤寿潜是浙江绅商的领袖人物， 他作为浙江人中对市场经济有一定见解的人物， 后来成为袁世凯内阁的成员之一。 陈炽、 何启、 胡礼垣等人也都是广泛传讲改良思想的知识分子， 编辑过不少这方面的着作。
需要重点提到的是薛福成。 注1890—1894年， 薛福成出任中国驻英法公使， 亲眼见证欧洲工业革命之后的企业风景， 他的话可谓感慨系之：“迩者中外通商， 颇仿西洋纠股之法。 其经理获效者， 则有轮船招商局、 水陆电报局、 开平煤矿局、 漠河金矿局， 然较外洋公司之大者， 不过什百之一耳。” 注
显然， 薛福成首先被欧洲工业企业巨大的规模震撼， 工业革命之后企业的普遍性发展， 让他看到了中国的差距。 接下来， 他看到了一种内在的差异。“夫外洋公司所以无不举者， 众志齐， 章程密， 禁约严， 筹划精也； 中国公司所以无一举者， 众志漓、 章程舛、 禁约弛、 筹划疏也。 ” 注
这是一种决绝的批评之音， 主要的问题出在现代企业制度的缺失， 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制度无疑是松散的、 模煳的、 不确定的， 因此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不过薛福成的批评并没有到此为止， 他的批评越过了一家公司单纯的制度命题， 直接指向一个时代的思想态势：“四公司俱不如人， 由于风气之不开。 是故风气不变， 则公司不举， 公司不举， 则工商之业亦无一能振。 工商之业不振， 则中国终不可以富， 不可以强。 ”注
思想的滞后、 观念的滞后， 才是问题的关键。 薛福成的立场， 类似于对解放思想的一种沉痛的唿唤。 从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看， 薛福成无疑看到了中国问题的核心。 其中一个可资比较的案例， 是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工业经济的经验。 洛克伍德就认为， “真正的动力和契机， 很大程度上存在于民族的政治抱负和国家技能之外， 最重要的， 是个人的首创精神、 企业家功能在日益普及的风气中的运用， 并不仅仅限于上层。 ” 注普遍的思想释放， 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经济兴盛的前提， 所以另外一个可资借鉴的、 后来的历史案例， 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解放思想运动， 几乎所有政治派别的人们都承认， 正是这一场思想解放的潮流，才促进了接下来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事实上， 薛福成所提“风气不开” 注， 就是暗指官僚作风对工业经济的限制性。 这的确是一个事实， 官僚主导经济的时代， 几乎每一种市场的元素都遭遇牵
制， 所有的企业力量和企业家方法， 都依附于官僚利益， 陈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主流， 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无法参与其中。 这当然是一个更加宏大的命题，但其经济学思想的源头， 则是分工命题。 由于政府和市场的分工不明， 官僚和企业家的分工不明， 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企业家精神” 注的相对匮乏， 而这正是约瑟夫·熊彼特企业家理论的要义。
郑观应观察中国企业问题， 也采取了日本比较路径。 他说：“夫以日本之小， 且交受其益， 以中国之大， 乃重受其害者， 何哉？ 病在讲求商务之无人耳。 推原其故， 上在官而下在商。 ” 注
无疑， 郑观应看到了问题的关键依然是政企分工不明。 他直接批评一个普遍的现象：“官不能护商， 而反能病商， 其视商人之赢绌也， 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私囊虽充， 利源已塞。 此弊之在上者也。 ” 注
即使在今天看来， 郑观应的批评都是勇气可嘉， 因为他直接指向了官僚阶层， 指向了朝廷的短视和无知。 不过， 有意思的是， 郑观应并不是那种只批评政府， 不批评企业的思想者， 他对商人的批评同样是毫不留情。“至于商则愚者多， 而智者寡； 虚者多， 而实者寡； 分者多， 而合者寡； 因者多， 而创者寡； 欺诈者多， 而信义者寡； 贪小利者多， 而顾全大局者寡……故合股份而股本亏， 集公司而公司倒。 ” 注
这几乎是中国商人的一副众生相， 现在被郑观应说出。 他自己就是商人之一， 因此这样的批评， 既是对一个时代商业文明缺失的痛心， 也是一种对自身的审视。 从朝廷到市场， 从官员到商人， 郑观应最大的感慨是“无人耳” 注， 国家没有懂经济、 有眼光的官员， 市场没有懂规则、 善经营的商人。 郑观应的确是晚清时代少数几个有资格批评的思想者之一， 作为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买办， 中国第一个棉纺织厂的发起者、 轮船招商局的帮办、 汉阳铁厂的总办， 他前所未有地看到， 无论是儒家为本的官僚， 还是商人， 都清一色地拥有一种封闭、 谨慎和保守的思维方式， 这与工业革命之后冒险、 决断、 创新的企业家精神， 差距太大了。
可以这样说， 作为外交家的薛福成和作为企业家的郑观应， 在看待晚清经济大局的时候， 几乎异曲同工。 他们可能都没有一套经济学的理论作为支撑， 但经验和视野让他们看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事实上， 作为那个时代的理论家， 梁启超的经济学面向， 可能更加具有学术意义。 依然是日本视角， 梁启超观察到一个经济局面， 虽然晚清政府力促工业“自强” ， 官督商办企业看上去已成态势， 但中国的农业格局却几乎毫无进展。 由此梁启超认为， 即使在欧洲， 农业的经济地位向来都比商业重要。 而中国的问题， 就技术和生产力而言， 农业更落后于欧洲、 美国和日本。 既然商业主要依赖于进出口， 这就必须要求农业的发展。 所以梁启超极力主张从制度的层面实行土地的开发和耕种， 推行诸如租借权、 租税、 农业信贷和农业销售等新型生产方式。 注
应该说， 梁启超的观点， 有着日后发展经济学农业工业化的基本思路， 以及农民土地产权确定等一系列经济学理论框架， 建立起农业和工业之间的交换纽带。 这的确是一种新发现， 至少已经基本成功的日本明治维新， 就是用税收杠杆调动了剩余农产品， 随着这些农产品剩余的增加， 一个更适合市场自由竞争体系的向农业扩展的结构， 就有可能代替传统的农耕时代简单交换的市场结构。
毋庸讳言， 晚清改良派虽然看到了很多经济学的前沿思潮， 但其不足也是如此明显。
首要的问题是， 他们和保守派的思维方式一样， 依然过度强调了一种民族主义情绪下的国内市场， 一致把中国经济的薄弱归咎于外国贸易过度发达， 认为是美国人、 欧洲人或者是日本人的工业品挤占了国内的工业品市场， 以致传统的中国手工业经济无以为继。 注但同时他们也承认， 中国经济回到1842年之前的封闭状态， 已无可能， 因此他们的思路就是， 迅速振兴民族工业， 为中国自己的产品夺回市场。 比如薛福成就说， 今年日本人已经从西方人手中夺回了某些市场， 难道中国就不能吗？ 注这样的情绪， 明显将民族主义的边界放大了， 超过了市场的边界。 事实上， 日本从明治维新时代开始， 对所有从西方来的进口工业品的冲击， 并不确定， 也不普遍。 与之后因为向西方工业学习所带来的日本企业大发展格局相比， 进口工业品的伤害性， 甚至是微不足道的。 因为日本在整个明治维新时代， 一直没有进行严格的关税保护， 这使得西方工业和日本工业从一开始就展开了真正的自由竞争， 虽然短期看日本企业占据下风， 但长期来看， 正是这样的自由竞争， 使得日本人学习到了真正的现代企业和企业家精神。 这一点， 被无数的经济史专家认为， 这才是日本经济最近200年来得以真正成功的最大奥秘。除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情绪遮蔽了市场和竞争， 晚清改良派对新技术的认识， 也失之于片面。 的确， 相比于保守派一味的“自强” 意识， 改良派更加强调对新技术的学习。 康有为在这方面， 可以说是殚精竭虑鼓与唿。 有人甚至提出了一个学习计划， 在10年之内派出2000名学生出国深造， 涉及40个新兴学科。 注这一点， 与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学习风潮颇为类似。 但差别也是十分明显。 大多数日本人都认为， 日本人很幸运， 因为机器和技术已经被发达国家的人们发现和利用， 日本人只需要努力学习， 选择最先进的技术为我所用， 就可以了。 这显然是一种开阔的姿态， 但中国人似乎并不这样虚怀若谷， 包括改良派在内的很多中国人都认为， 正是这些新技术导致了中国人的落后， 因此中国人学习新技术， 并不是为了学习西方， 而是为了抵制西方、 打败西方， 这正是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的来由。
由此， 中国经济切入近代化进程， 局面之弱小， 气度之狭窄， 由此可见一斑。 应该说， 出现这样的思想局面， 与中国根深蒂固的朝廷意识和政府意识， 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也就是说， 在事关政府与市场分工的观念层面， 无论是朝廷官员， 还是企业家； 无论是保守派， 还是改良派， 都存在巨大的认知空白。 比如已经深切认识到中国企业技不如人的郑观应， 却坚持认为， 政府对中国公司的直接援助支持， 才是维持企业生命的必需品， 要“用官权以助商” ， 政府通过借官款给新式企业， 减少厘金和其他税收负担， 促进工业增长。 注另外一个着名的企业家张謇， 也是这样的思路。 他明确表示， 需要政府积极支持新土地的开垦， 采取长期免税、 造林和教育的方式。 注
这的确是一种传统！ 即使到今天， 中国人兴办私人企业， 都会条件反射地想到取得政府支持。 这种思维方式， 一方面夸大了政府的力量， 另一方面则完全没有意识到， 正是政府力量对市场的干预， 才导致了企业的持续弱势。 相比之下，日本人很早就走出了这样的理论和观念误区。 日本人是幸运的， 他们的农业很早就实现了更大市场半径的剩余产品流动， 并且农业产业完成了对工业化的持续生产， 家庭的手工业和机器工业制造找到了一个互补性， 西方的技术和组织形式同时进入日本， 使得日本不是那种单向度学习技术， 却回避制度建设的国家， 更重要的， 是日本政府意识到了政府要缓慢退出市场， 把竞争的工作交给企业。
可惜中国人没有这样的思想启蒙， 被称为思想探索者的改良派， 也无缘看到这样的风景， 遑论那些思维僵化的保守势力？ 由此， 一个古老的国家在进入近代
化的时候， 不是让市场和企业越来越大， 而是不断强化政府的力量， 试图用一种行政管理的手段， 推动经济的发展。
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即使到今天， 依然如此。
二、 晚清财政政策的错误
自光绪主政以来， 晚清政府的财政已经恶化。 一方面的原因， 乃是大量的官督商办企业的出现， 并没有给政府带来可观的财政收益， 反而抑制了东南沿海地带的民间市场经济， 整个国家出现了普遍的国有计划经济态势。 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原因， 则是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 造成了巨大的财政亏空， 使得政府无法形成必要的财政积蓄。 1895年之后的几年， 各种财政压力纷至沓来， 首先是因为战争失败带来的赔款缴付， 其次则是要支付不断攀升的外债及利息， 最后是经过惨痛的军事失败， 政府也必须要加大对军费的开支。 三者整合在一起，使得晚清政府完全无法形成财政的基本平衡， 国家的财政制度开始大面积衰败。
一个必然的趋势事实上早已经形成， 那就是随着中央财政力量的衰微， 地方诸侯势力崛起。 比如太平天国叛乱， 中央政府不得不将大量的权力授予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地方官僚集团。 一直到晚清政府垮台， 这些人都把持着总督和巡抚的关键职位。 这样的格局， 其意义非同小可！ 不仅是晚清的权力格局开始全面由满族人转向汉族人， 更是作为地方政府的权力权重， 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程度， 这种讨价还价， 事实上更多的是一种财政的博弈。 如此， 曾国藩、 李鸿章这样的地方大员， 开始热衷于建立地盘、 派系， 个别地方甚至自成一统。
中央政府下派的财政官员在地方的权力由此开始削弱， 最明显的是户部设立在各省征收赋税的官员布政使， 在地方上基本上无法像以前一样工作。 大量的新型税源被总督和巡抚直接控制， 只有传统的田赋和杂税， 勉强还由布政使掌管。注而最重要的新税源厘金， 各省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标准不一， 大量的税金被地方官僚把控， 直接上缴到朝廷的税金、 厘金仅仅占到了年收入的20%。 注
如此捉襟见肘的财政格局， 迫使清政府寻找新的举措。 1898年， 他们打算发行一种国内的公债， 规模为一亿两的“昭信股票” ， 在北京和各省出售。 这些股票每年偿还5%， 在20年内还清。 注这当然是政府举债的一种新型方式， 不过很快就变成了地方政府摊派各种杂税的一个借口。 到1899年的1月， 皇帝下发诏书
， 说的是， 鉴于各省办理昭信股票， 存在大量“苛派扰民” 的现象， 因此， 除了京城的官僚还可以认领， 其他绅商士民， 一概停止办理。 注
这次中途夭折的举债手段， 仅仅为政府融资1000万两白银， 远远不足以平衡财政支出。 注不得已， 政府再次出招融资， 这次是直接用指令性的计划， 由户部制订了一个针对各省的交款计划表， 强令各地按时按量交纳， 总计摊派1.6亿两。 注毫无疑问， 这种巨大的财政摊派， 让各省的地方官僚叫苦连天， 试图软磨硬扛。 5位总督和11位巡抚联名通电朝廷， 恳请朝廷减免三成。 注过去很多这样的局面， 一般都是以朝廷放弃作结， 但这次遇到了麻烦， 大权在握， 且与李鸿章同样强势的庆亲王奕劻支持朝廷的决定， 因此朝廷坚持初衷， 命令地方各省全数交纳。 注
事实上， 庆亲王和李鸿章支持朝廷， 自有其苦衷。 如果朝廷庚子赔款无法支付， 则整个国家可能遭遇到外国的进一步干涉。 从前朝廷出台这种融资政策， 一般都是和地方商议， 地方各大官僚有时候抵制成功， 但这一次中央政府的态度十分强硬， 各省的交款必须按月储存在上海， 没有可商谈的余地。 注
除了庆亲王支持筹款计划， 晚清政府还派出钦差大臣刚毅南下筹款。 刚毅向来武断， 他支持义和团胡乱杀伐， 弄得朝野对他一片嘘声。 不得已， 慈禧决定派他南下巡视， 目的是要筹资200万两填补国库。 刚毅首先把注意力放在了厘金、盐税、 上海轮船招商局和中国电报局上， 筹得大笔资金， 在上海、 江苏、 浙江等地筹集资金120万两， 接着他又下到广东， 借助所谓清理厘金的名义， 为慈禧太后的金库又筹得160万两银子。 注
史学家认为， 刚毅的南下筹款成功， 应该能够促使朝廷从此开始着手改良，至少要寻求国家财政的统一管理， 提升国家的整体实力， 以弥补朝廷每年高达2 000万两的财政赤字； 但局面的发展似乎相反， 慈禧太后似乎借助这些资金， 更加坚定了反对改良派的信心。 注事实上， 慈禧的这种心态的转换， 有其经济层面的理由。 刚毅之行， 遭受打击最大的经济力量， 是以轮船招商局和中国电报局为代表的新式企业， 无论如何， 它们都是经济中的改良元素， 新式的企业带来了新式的思维方式， 随着这些新式企业的不堪重负， 晚清改良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作为企业家， 盛宣怀曾经警告朝廷， 他所主管的汉阳钢铁厂、 萍乡煤矿， 还有华盛顿纺织厂都依赖于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 劝刚毅不可过于严苛地从中划走资金，但刚毅并不为所动， 强迫盛宣怀从两家公司提取了至少10万两白银。 注
一切都是以“报效朝廷” 为理由进行的。 不仅刚毅如此， 另外一位钦差大臣徐桐也如此。 他向朝廷提议， 诸如轮船招商局、 电报局、 开平煤矿等新式企业的流动资金， 也含有大量的朝廷拨款， 因此这些公司的盈利， 理所当然应该用于“朝廷之利益” 注。
之所以要关注晚清财政的大致格局， 是缘于这样一种经济发展的观念： 任何一个从保守的农耕经济转型为近代化经济的国家， 事实上都需要政府财政的支持。注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 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 1868—1881年， 明治政府从当时的农业税中将3400多万日元转化为工业投资， 这相当于政府经费的13%， 也等于军费总额的1/3多。 与此同时， 明治政府还捐赠了一大笔资金用于建设交通和信贷机构， 这些机构无疑成为日本工商业得以发展的基础。 1878年， 日本政
府还首次公开发行政府公债， 为新工业企业的发展筹措资金。 所以洛克伍德认为， 明治政府在将日本改造成为一个工业强国方面，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不仅如此， 明治政府在1873年还进行了真正的赋税改革。 他们将幕府和藩政权按照惯例征收的各种税收改变为在新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下的统一的货币税。这种货币税被固定为地价的3%的统一税率， 同时政府又将地价定位为平均年产量的8.5倍。 如此， 征税额度相当于年产粮食价格的25%—30%。 这就是日本着名的新田赋改革， 最初为明治政府提供了财政收入的94%， 到20世纪初期， 甚至占到了50%。 注这种田赋改革的意义非同小可。 它不是一种仓促的临时手段， 而是一次改革， 由于规定了一个固定的财税来源， 日本人就有可能建立起一个近代的财政预算制度， 在一个没有活力的农业和缺乏税率自主的国家里， 巨大的军费负担和新企业的经费， 以及官僚集团的开支， 都要依赖田赋， 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日本人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 并且构建了合理的财政秩序。
反观晚清政府， 他们在财政收入方面可谓费尽心机， 甚至临时筹集到的资金规模， 便和日本进行新田赋改革的效果相差无几。 但是在晚清， 这种局面不过是传统财政结构的权宜之计， 根本谈不上制度改良， 而且所有的资金划拨， 都是中央政府的强力意志， 而不是民众和企业的自觉行为。 更为重要的是， 日本将筹到的资金用在了新式军队和新式工业的建设上， 而中国则主要将这些资金用于非生产型的对外赔款， 以及朝廷官员的豪奢消费之上。
这几乎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错误， 同时也是致命的国家财政错误。 事实上，庆亲王和刚毅等人的确为晚清政府筹集到了可观的资金， 晚清的财政状况也有所改善， 但却没有切入大规模的近代化经济建设， 更没有扶持新式工业企业的发展。 相反， 刚毅等人的行为， 严重拖垮了工业企业， 完全把新生的公司转变成了朝廷权贵们的寻租源头， 他们对新式工业企业的管理， 几乎完全等同于对厘金和盐税的管理。 刚刚起步的工业企业， 本来就受制于官督商办制度的约束， 现在更大的盘剥力量——朝廷参与进来， 几乎将企业的发展道路堵死。 所以有史学家认为， 晚清兴起的工业企业， 与其说是新经济制度的典型及中国融入近代化革命的尝试， 还不如说是晚清政府为他们巨大的财政漏洞培养了几个新的赋税单位。 这其中的功利、 短视， 是令人惊叹的。 与日本人相比， 从进入近代化的那一刻开始， 中国人似乎完全缺乏一种有远见的、 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变革能力。 所有人都在为当下的利益工作， 没有人为这个国家的长久规划着想。 企业家如此， 政治家也如此， 中国经济落后于日本， 其差距之大， 财政制度层面的原因， 其实是众所周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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