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香港回归，邓小平辞世，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其实，这一年还有一件极为重要但却悄无声息的重大事情发生，这就是中国告别短缺经济时代，而正式进入过剩经济时代。这件事情因为是以一个逐步的过程发生的，当时人们很难明确意识到，但其实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脑子一时还转不过弯来。记得大约是在1998年，有一次在中国经济时报开会，讨论经济形势问题。那时，经济学家都在讨论产权改革问题，国企改革是最热门的话题。在会上我讲到一个现象：现在的问题是，生产什么什么卖不出去。我这话的意思是，当时面对的问题，可能已经不完全是产权问题。
会上，我们就在那里争论，中国面临的问题究竟在哪里。一位很有名的经济学家有点轻描淡写地说，这主要是花色品种不对路。我说不对，即使花色品种对路，也卖不出去。而且，不但国有企业的卖不出去，民营企业的也卖不出去。这说明，产权改革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面临的就是生产过剩的问题。
这是过剩问题在中国的第一次出现。但当时，我们的脑子里没有讨论那些问题的思路，甚至连合适的语言都没有。因为短缺与匮乏时代留在我们脑子里的痕迹太重了。
在此之后，生产过剩就开始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大问题。199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内95%的工业品供大于求，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行业，开工率均不足30%。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有了家电下乡，有了三座大山，有了中国加入WTO。最终实际是通过融入国际市场，为中国过剩的产能找到了出路，也由此带来中国新一波的超常规发展。但10年不到，又遇到了问题。
我不知道人们注意到一个逻辑没有：在过去这20多年的时间里，每过一段时间，所谓消费疲软和内需不足的问题就浮现出来，于是，整个社会就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头号重要的问题来解决；而每次在这个问题似乎得到解决的同时，解决这个问题的措施又会造成新一轮的甚至是更严重的消费疲软和内需不足。循环往复，不断重复。
在上个世纪50年代，着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曾写过一本书，叫《富裕社会》。他的意思是，到那个时候，美国社会已经永远告别了贫困，而进入一个丰裕社会。这不是说，今后这个社会没有问题了，但这些问题不再是贫困时代的问题，而是由丰裕时代派生出来的。因此，经济学必须转变观念，必须超越贫困时代形成的传统智慧。
其实，我们今天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尤其是思维的转变。
我知道，这时候也许有人会说，孙老师，您太有点食洋不化了吧，我们现在的事情怎么好与当时的美国相比，怎么能把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用丰裕社会的概念来套？您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多少人的月收入不到多少多少元吗？您不知道我们还有不少人处于物质匮乏状态？怎么能说我们是过剩呢？是的，这些问题我都知道，我当然不会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丰裕社会。但吊诡的是，产能过剩与这些事实是共存的，甚至是上面这些问题的重要背景。
就拿大家最关心的失业和收入的问题来说吧。为什么一些中小企业会倒闭？为什么一些大厂也纷纷裁员？为什么很多企业在降薪？是因为没活干，没业务。为什么没活干，没业务？在往下追，背后往往都有产能过剩、市场饱和的影子。即使是现在一些红红火火的行业，比如新能源汽车，马上面临的也将是严重过剩的问题。而过剩到来的时候，又是失业与减薪。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行业从兴起到过剩，经历的时间往往都非常短。
一定要明确，现在的失业和收入的问题往往是在过剩的背景下发生的。
但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仍然是短缺时代的，因为我们思维中短缺时代的痕迹太重。有一个现象很令人深思：我们社会中的各级官员，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投资？我们的专家为什么一说对策思路强调的也是投资？这里当然有所谓供给创造需求的逻辑在里面，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短缺时代形成的投资思维。而投资短期看起来似乎增加了就业和需求，但进一步的结果一定是过剩的加剧。这里再次引述一次克鲁格曼的话：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以不断增长的消费替代不可持续的投资。
最后，我还想特别强调一个问题。一定要明确，在一个过剩的时代，市场重于产业链。我们经常强调产业链的重要性，我们也经常为此而自豪。但我们一定要知道，产业链只有在有市场需求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在一个过剩时代，市场重于产业链，这是这几年世界经济格局重组过程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说一个我经常讲的比方吧。假如说，有一个饭馆办得红红火火，而之所以红红火火，是因为周围写字楼里大厂的员工经常来这里吃饭，甚至商务宴请也往往放在这里。然而，有一天，双方的关系闹崩了。这时面临的问题将是，饭馆需要重新找客源，就餐者需要重新找饭馆。
我就想问一句：在满大街都是饭馆的情况下，饭馆重新找客源与就餐者重新找饭馆，哪个容易？哪个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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