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论资本性质和用途
资本与积蓄
“资本”的英语单词 capital 来自拉丁语 capitale，原意为“头、首领”，也表示牲畜的“头数”。由于古代牲畜是很重要的财产，拥有多少头牲畜代表了拥有财富的多少，所以表示牲畜的“头数”有“财富”的含义。
“积蓄”的英语单词是 stock，泛指所有可以积攒起来的东西，即可以是存货，也可以是耐用品、收藏品或金银货币等等。这里采用谢宗林版本的译法，将其翻译为“积蓄”。需要注意，这里“积蓄”的意思并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储蓄”。
斯密将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全部积蓄分为三个部分：
一、留作直接消费使用的部分，包括尚未完全消费掉的粮食、衣服等物品，也包括房屋、家具等。其特点是这部分“积蓄”不会提供收入或利润，他们只是被“攒起来”的消费品，因此不属于资本。
二、固定资本，包括各种生产工具和机器、可以用来赚取利润的建筑物、土地改良的投入（排水、围篱、施肥等等）、全体社会居民或成员所习得的有用才能（人力资本）。固定资本的特点是无需循环或易主，就可以提供收入或利润。
三、流动资本，包括金银货币、商人手中的食物、原材料存货、制成品存货。流动资本的特点是必须通过循环或易主，才能产生利润。其中食物、原材料、制成品在一个生产周期结束后，就会转化为固定资本或消费品积蓄。
所以，“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即使“积蓄”中可用来产生收入或利润的部分。斯密对“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定义和现代会计报表中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颇为吻合。值得一提的是，在斯密的定义中，货币是流动资本的一部分，资本还包括其他非货币形式的、能用来产生收入或利润的物品。而现代经济学中，资本一般仅指实物资本，而不包含货币或其他金融资产。
货币与银行
“社会收入，不可能是在于流通的钱币（这些钱币的数目，比社会收入的数目小多了），而是在于人们陆陆续续用这些辗转流通的钱币能够买进的物品价值。或者说，是在于陆陆续续以流通的钱币传输的购买力。”
斯密反复强调，一个国家的财富多寡不在于货币数量的多少，而在于总的年产物的多少。所谓的“社会收入”，并不是收到的货币数量，而是从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可供分配的物资。货币只是辅助商品流通的工具。
“在一个社会里流通的钱币数目，绝不可能等于所有社会成员的总收入。”
同等数量的货币可能被转手多次，所以斯密认为流通货币总量比社会总收入小的多。比如一两银子从农民手里买走了粮食，农民用这一两银子从屠夫手里买了猪肉。这一两银子撬动了两倍于其价值的商品。但是斯密忽略了其他的可能性。
比如商品的生产，从原材料到制成品的过程中，可能要转手多次。比如市场上的猪肉，从饲养厂到屠宰厂再到批发商零售商，每一次交易都需要货币作为中介，所以为了实现一斤猪肉的流通，需要的流通货币可能远远大于一斤猪肉的价值。但是无论哪种情况，没有理由认为流通货币总量和社会生产物总值之间是一一对应的。
但这并不等于说，货币的运作对经济毫无影响。斯密认识到苏格兰银行的运作，极大的提高了当地的生产力水平。银行不从事任何实物生产工作，但却能提高实体经济生产力，斯密给出了如下解释。
首先，在斯密的年代，没有今天的“法币”，只有金银才被视为货币。但是银行发行的本票（banknote）——即代表存放在银行一定数量金银的票据——也可以当作一般等价物来流通。随着本票取代金银成为货币流通的主要方式，那么就会有一些原本参与流通任务的金银被闲置下来。这些金银无法投放到本国市场上，因为本国市场的流通已被银行本票取代，那么这些金银就会流向国外。这些流向国外的金银，部分用来购买外国酒、丝绸等奢侈品，但更多的是用来购买原材料和工具——这便增加了资本的积累，进而扩大了国家的生产能力。
“利用纸钞取代以后，流通所需的金币和银币也许会被减少到仅剩原来的五分之一。如果其余那五分之四，有很大一部分被转注到流动资本，作为维持产业活动的积蓄，那必然会大大提高产业活动的数量，从而也会大大增加土地和劳动每年产出的价值。”
其次，任何商业的经营，都需要留有一些闲置的资本，用来垫付货款或其他经营之用。银行的存在，使得商人不必留有置闲置资本，因为银行可以随时向商人提供短期贷款。于是这些闲置的资本就能够被运用起来，于是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资本运用效率，进而提高了国家的生产能力。
“商人不得不以现金形式闲置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的那部分资本，可以说是‘死的资本‘。这部分资本只要一日处于这种状况，对商人或国家都不会带来正面的好处。稳健的银行业务运作，让商人可以将这种死的资本转化成为活的有用的资本。”
斯密也注意到了银行可能超发本票的问题。“就每一种纸钞来说，它可以顺利在任何国家里流通的数量，绝不可能超过它所取代的金币和银币的价值……这种纸钞的流通数量一旦超过了这个总和，那么由于超出的部分既不能拿到国外去用，又不能在本国流通运用，必然会立即涌回银行换成金币和银币。” 于是就发生了挤兑。
但斯密认为，银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约束超发银行票的行为。如果银行超发银行票，就必须铸造更多的金币银币来应付挤兑的压力，而金银的存储和锻造都花费不菲。超发本票的银行，“每一家都得为本身的大胆轻率而付出昂贵的代价”。所以久而久之，银行为了自身的利益，便不会随意乱发票据了。
最后斯密反驳了纸钞的使用会带来通货膨胀的说法。“有人曾经说，纸钞增加会扩大全部通货的数量，从而降低全部通货的价值，因此必然会提高物品的货币价格。但是，因为从全部通货中撤走的金币和银币数量总是会等于加入流通的纸钞数量，所以纸钞不一定会增加全部通货的数量。从十七世纪初到现在，苏格兰的食物价格没有比一七五九年更便宜。”
资本积累、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
“有一种劳动施加在物品上，会增加物品的价值，另外有一种劳动没有这种效果。前者或许可以称为‘生产性劳动‘，因为它会产生价值。相对的，后者可以称为‘非生产性劳动’。”
生产性劳动者包括制造工人、农民，因为他们的劳动加在原材料上，创造了新的价值。而君主麾下的所有文官武将，所有公务人员，还有侍奉主人的奴仆，他们都是非生产性劳动者，他们依赖工人和农民生产出来的东西来生活，而他们自身不创造任何价值。
“在任何一年内，如果用比较多的产出去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剩下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产出就会比较少，从而来年的产出也会比较少。相反的，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产出比较多，来年的产出也会比较多。”
斯密对生产性劳动者赞颂有加，而对非生产性劳动者嗤之以鼻。在斯密看来，如果非生产性人员消费了过多的劳动产物，就会减少从事生产性劳动的数量。这是最大的罪恶，因为他们降低了社会的生产能力，削减了全国的财富水平。
“这就好像有人滥用某一笔虔诚奉献而来的基金收入，亵渎了神圣。他削减了雇用生产性劳动的财源，因此，只要还有这种劳动倚赖他维持和驱动，他必然会削减这种施加在物品上会增加物品价值的劳动数量，从而削减全国土地和劳动每年产出的价值。也就是说，削减全国人民的实质财富和收入。”
先秦时代的《管子》中有篇叫《奢靡篇》的文章，认为应该鼓励国王贵族奢侈消费，从而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这种看法类似现代的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强调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认为扩大消费有利于拉动经济，而节俭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收缩。这种观点不仅否定了勤俭节约的美德，而且是根本的逻辑谬误。在此，借斯密对资本的观点，对凯恩斯主义的谬误进行一番彻底批驳。
这种观点错误的根源在于，完全依赖供给和需求解释经济，而忽略的生产的过程，忽略了资本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对于某件商品而言，我们可以说如果它的需求旺盛，则会带动更多该商品的生产。但如果把这种逻辑用在整个经济上，就成了谬误。这就好像，对个体而言，他拥有越多的金银，他就越富有。但从整个经济的层面上而言，却不能说一个国家金银越多，就越富有。
《国富论》的核心观点之一，即一个国家致富的关键在于提高其生产能力，扩大年产物的总量。只有能创造丰富的生产物，人们才有更多的物资可供消费，生活水平才能提高。一国的生产量要想扩大，无非有两种途径：一是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从事生产，二是通过积累更多的资本提高每个劳动力的生产力。无论哪种途径，都需要减少非生产性的消耗，而将资源更多投入生产性事业中去。
“由于节俭扩大了准备用来维持生产性人员的财源，所以节俭有助于提高生产性人员的数目。而生产性人员的劳动，则会使施工的物品价值增加。所以节俭有助于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每年产出的交换价值。”
节俭才能产生积蓄，积蓄用于投资，才会增加社会总资本。资本的积累，一方面会雇佣更多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也会提高每个劳动力的生产力，进而提高整个国家的生产能力。这便是资本在扩大生产上所起的作用。
如果国王贵族一味地奢侈消费，雇佣前唿后拥奴仆，花天酒地的享乐。美其名曰“创造就业”，但这种方式创造的“就业”大部分是非生产性质的，对于扩大国家的生产能力没有任何帮助。相反，如果贵族们把他们的资本用来投资，改良土地或制造工具，雇佣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则会扩大国家的生产能力。所以，奢侈使国家贫穷，节俭才能致富。然而凯恩斯主义却否定了这个简单的常识。
“消费拉动经济”的理论依据如下：由于经济是分工交易的结果，甲的消费可能是乙的收入，乙的收入决定了乙的消费，乙的消费又是丙的收入……如果甲减少消费，就减少了乙的收入，进而乙的消费减少，进而减少丙的收入……如此下去，于是导致整个经济的收缩。这个过程被凯恩斯称为“节约悖论”。反过来，如果人人扩大消费，则会扩大整个经济的体量。
现对这个理论反驳如下。
首先，生产能力是国家富裕的基础，这点无可否认（这里只考虑孤立经济体的情况，不考虑国际贸易情况下，可以交换他国生产能力的情况）。没有生产能力的提升，消费只是沙丘上的幻影。所以从长期来讲，经济发展是百分之百的供给侧现象，与需求无关。
长期来看，如果一国人民消费很多，而储蓄很少，其结果便是，绝大部分社会资源都被用来生产消费品和服务，而较少资源被用来积累资本。较少的资本积累，意味着扩大再生产能力很小，对国家长远的发展不利。极端情况下，如果收入全部用来消费，没有任何储蓄，那么所有的人力物力都会被用来提供即时消费，那么这个经济体便会年复一年地重复相同的生产和消费水平，年产物没有任何增长和扩大的空间。
在现代经济下，由于信贷的运用，人们无需先储蓄再投资，投资不再受储蓄多少的制约。但是如果鼓励消费、甚至奢侈消费的风气，其结果就是导致社会资源过多地向消费端倾斜，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受到挤压。比如，一个地方居民的收入很大部分被用来吃喝玩乐，便会促使该地区大量人力物力被用来提供餐饮、娱乐、按摩等享乐服务，而非用来投资厂房、设备、研发等有利于扩大生产的事业，这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没有任何好处。所以斯密说：“每一个生活浪费的人都是大众的敌人，而每一个生活节俭的人都是大众的恩人。”
但这并不是说，投资永远都是好的。斯密也指出，错误的投资和奢侈浪费一样，都是对资源的浪费。中国过高的投资率一直被很多经济经济学者诟病，其原因就在于很多政府主导的投资被认为是低效的投资，甚至是过度投资。低效或者过剩的投资和奢靡消费没什么区别，浪费了大量资源，但却无助于提高社会生产能力。
但也不否认，短期来看，需求的影响确实存在。需求的收缩会给经济带来下行压力，而提振需求的措施会支撑经济增长。但必须认识到，短期提振需求的措施，无论是刺激消费，还是刺激投资，本质上都是一种“加杠杆”的行为。比如补贴家电下乡的政策，虽然短期之内让消费为之一振，但如果农民的劳动产值没有提升、收入没有提升，这种短期消费的提升注定不可能持久，其唯一的作用就是让当年的GDP数字变得更好看一些罢了。
如果说资本主义有什么优点，那就是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资本要想逐利，就不能闲置，就必须投资扩大再生产。在资本逐利的过程中，国家的生产能力不断扩大，物质生产越发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虽然资本家们享受着豪奢的生活，但他们要比古代那些王宫贵族高尚得多。后者靠着从劳动人民手中征收来的劳动果实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而他们却不从事任何生产性的工作。
“大国绝不会因为私人的奢华和误用资本而陷于贫困，反倒是政府的浪费和措施失当时常会导致这种后果。在大多数国家，全部或几乎全部的政府税收都是用于维持非生产性人员，诸如为数众多在朝廷上衮服穿梭的王公大臣，庞大的教会神职人员，庞大的海军舰队和陆军步兵等等……这些不事生产的人，全靠别人的劳动产出来维持生计……这时不管人们多么的节俭，也不管企业经营多么完善，也许都不足以弥补政府这种强烈扭曲和侵蚀资本的行为对全国产出造成的浪费和损失。”
资本的各种用途
斯密将资本的用途划分为四类：
一、生产社会每年需要使用和消费的初级产品；对应用于农业生产的资本。
二、对这些初级产品进行加工制造，供应直接使用和消费；对应制造业的资本。
三、将初级产品或制成品，从供给充裕的地方运送到供给不足的地方；对应批发商的资本。
四、将一部分初级产品或制成品，分装成方便人们使用的数量单位；对应零售商的资本。
斯密认为，同一数量的资本投入农业，所能驱动的生产性劳动数量最多，所能带来的生产值的增加最大。其次是制造业。再次是批发零售业。当然，这种判断在今天已经不适用了。在斯密的年代，工业革命尚未发生，经济以农业为主。而在今天，农业几乎是增加值最低的产业。
关于批发贸易，斯密又将其分为国内贸易、国外消费品贸易、和海外贩运贸易。对于资本投入这三种贸易的效益，斯密认为国内贸易扩大国内产出最为有利；其次是国外消费品贸易；再次是海外贩运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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