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与牛的区别，在于对被宰杀的同伴的态度，而不是对自身权利的维护；不在于你是否抗议了，而在于你抗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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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022年11月27日，北京民众在夜间聚集，高举白纸表达抗议。
牛与鸡之间这个话题来自于王友琴教授的牛鸡说。
王友琴教授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中文教授，也是海外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权威学者。她从2000年起，花了20多年的时间，研究并整理文革中受难者的故事。在网上建立了一个“中国文革浩劫受难者纪念园”，其中记载着包括遇罗克、傅雷和刘少奇等近千个真名实性的文革受害人的故事，以及近万个无名氏在文革中遇难的经历。
然而作为所有这些受难者故事集成的开头，却是王友琴教授写在该纪念园前言中的牛与鸡的故事。这个故事，来源于一个曾在文革中被定成现行反革命的教师。
据王友琴记载，这名老师在文革中被发配到劳改农场干了许多年农活，其中包括放牛。这位老师在接受王教授的采访时回忆，当年他放牛的时候，常把牛群赶到农场的一棵大柳树边上吃草。原因是那块地方青草茂盛，容易让牛群吃饱。
后来，牛群中的一只牛被农场的人在那棵大柳树旁宰杀了。从此，牛群只要走到那里就会哞哞悲鸣，止步不前。即使那的草长势再好，也不会去吃。
然而鸡就不同。据这位老师说，在杀过鸡的地方，鸡群可以照样嬉戏，悠然故我。一群鸡中有几只被宰杀了，开膛破肚之后被扔出去的杂碎，鸡群中剩下的鸡还会互相抢食，甚至为此发生争斗。
牛与鸡对待死去同类的不同方式，被王友琴用于分析中国人对待文革受难者的不同模式。在她的文章中，她将这些模式总结为：抗议、同情、援助、沉默、扭头而去、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作帮凶、作旁观者、遗忘、粉饰和致力于寻求事实及公道。
王友琴教授的观察是深刻的。当今中国一个不能不让人深思的问题是：面对疫情和中共的倒行逆施，大多数的中国人正在或将在这些模式之中做何种选择？
疫情中牛与鸡的选择
2020年从武汉传出的这场世纪级疫情，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人在对待受难者所做出的不同选择。而这种选择首先就体现在对这场疫情的命名和来源的调查上。
疫情伊始，一些正义之士就揭露武汉病毒研究所之前的相关研究，直接揭示出这场疫情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的本质。
反观官方，先是对李文亮等八名率先向公众预警的医生进行封口。接着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2020年3月在海外两次发推，向全世界散布谣言，说病毒来源于美国，由2019年到武汉参加军运会的美军运动员所带来。2021年1月初，外交部长王毅在接受官媒采访时则改口，毫无根据地称病毒由世界各地多个地方同时传出，而北京则成为率先报导病毒的英雄。
然而防民之口如防川，土共的谎言又如何堵得住天下的悠悠众口。
先是李文亮医生在染疫后生命垂危之际，将武汉市公安局逼他签字的封口文件在社交平台上公之于众。接着，又出现了张展、陈秋实、方方等为追求真相而以身历险，为公理公义而仗义执言的记者和作家。
2021年6月4日，海外着名华人雕塑家陈维明的巨型雕像作品〈武汉病毒〉在南加州自由雕塑公园揭幕，但雕像落成后不到两个月，就被北京在海外的特务所焚毁。2022年3月，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式将被逮捕的五名参与纵火的北京特务告上法庭。
按照牛鸡之说的分类，毫无疑问，李文亮是牛、张展是牛，陈秋实、方方都是牛。而北京的官媒喉舌则无疑都是鸡。
牛鸡之间的大多数
纵观当代中国的历史，一个不能不让中国人感到气短的事实是：自俄共的傀儡代言人统治中国之后，中国就鸡多牛少。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中国人。在中外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里，都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鸡多牛少。
真正能逼问中国人灵魂的问题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到底算是牛还是鸡？或者说，那些躺平的人，他们算鸡还算牛？
中国人不应该以前苏联和前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为自己的参照，因为那些国家已经覆灭了30多年。中国人唯一的参照，就是中国人自己。
看看2022年11月份爆发的那场“白纸运动”吧，有人将其称为“白纸革命”。也许吧，算是一场刚刚开头的革命。但问题是，即使是在那些已经走上街头的抗议人群中，有多少人可以归入牛类？
鸡与牛的不同分类，不在于你是否抗议了，而在于你抗议的目的。
牛与鸡的根本区别，在于对被宰杀的同伴的态度，而不是对自身权利的维护。大柳树下的草地牛群明明可以有权任意去进食，但牛群却拒绝。所以牛群的态度是出于为同伴，而不是为己。
在白纸运动中，非常令人欣慰地出现了“不要独裁要民主”的口号，但可惜并未成为引导整个运动的核心理念。大部分人的抗议仍然仅仅是针对“清零”政策本身，而不是该政策后面问题的根源。
客观地说，维权与躺平的人群都应该不再属于鸡群，但他们是否属于牛类却很难说。
而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应该是：中国人为什么只能在当牛与当鸡之间做选择？
中国人的选择绝不应该止于牛与鸡
王友琴倾其一生的心血，在网上建立了文革受难者园地。这个在海外所建立的园地虽然不断地被中共用网路封锁的方式封杀，但毕竟为那些受害者，特别是那些死后连尸骨都找不到的冤魂建立了一片可以安息的陵园。
王友琴教授的人格是高贵的。
但中国人除了牛与鸡之外，应该还有更多的选择。
牛群与鸡群对待同伴被宰杀的态度虽然不同，但它们却最终都逃脱不了一个被宰杀的共同命运。所以，中国人对自己未来的选择，既不应该是牛也不应该是鸡。
曾经有人将躺平说成是中国人的不合作主义运动。对不起，这种说法只能说实在是高攀了。
甘地在西方的进取中融入了东方的隐忍，从而产生了印度的不合作主义运动。但不合作主义的宗旨却是积极而明确的，其终极目标不存在任何的消极和妥协的因素。而躺平呢？一万个躺平者当中有多少个是积极的？即使在一千个躺平者当中，他们能找到一个明确的共同目标吗？
躺平不行，那么维权呢？维权在今天的中国几乎不可能成为一场全民规模的不合作主义运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技术和原则两个层面的原因。
在技术层面，维权运动在中国很难拥有一个长远的共同目标，因为每个维权的人目标都不同。甘地的目标是印度独立，马丁路德金的目标是黑人的民权，这些都是能够长期作为一个群体共同为之奋斗的目标。但中国的维权群体各自目标不同，很难长期互相支持。
从原则层面上讲，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所各自针对的，仍然是对法律和人道有足够尊重的对手。而北京则是一个从来都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独裁党派。共产主义理念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毫无人道可言——按需分配的理想否定了人性恶的一面，而暴力革命则否定了人性善的一面。人性的善恶两面皆被否定，何来人道可言？
面对一个无法无天无人道的政权，以法律和人道为手段去打官司或街头抗议维权，行得通吗？当然行不通。
所以，中国人靠维权和躺平都不可能改变现状，当鸡当牛都解决不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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