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到20世纪，俄罗斯的文艺作品之奔放汹涌，众所周知。
为什么那片土地，专出这类作品呢？
说自然条件。
没进互联网时代前，巴黎广告界有过个说法：北欧投放广告多用杂志报纸，南欧投放广告多用户外大牌。
他们的逻辑：北欧冷，大家在室内时间长，阅读率也高。
俄罗斯更冷，所以俄罗斯人——只要有条件识文断字的——都很爱读书写字。
像古典乐，众所周知，德奥统辖话语权，接着就是俄罗斯（老柴、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东欧各国（德沃夏克、肖邦）。也有西贝柳斯、格里格这些北边的。
南欧古典乐厉害的是意大利：那几位最厉害的除了维瓦尔第，基本是灿烂好听的歌剧大师。
大概天冷的地方，更容易出埋头写东西、专心搞古典乐的人物。
天气也影响艺术形式。
丹纳先生写《艺术哲学》，认为南欧艺术风格多均衡明丽，比如希腊雕塑意大利建筑；北方则多繁复华丽对比强烈的极端之作，比如歌特风，比如尼德兰和荷兰绘画。
俄罗斯比尼德兰和荷兰，那又更靠北。
所以就更极端。
俄罗斯文化的一个特色，是极端和反差。
可以极诗意，可以极粗野。可以极华丽，可以极冷硬。可以极热情，可以极绝望。但大体是：很澎湃的。
如果您有俄罗斯朋友，大概见识过：喝醉了酒，可以极忧伤地唱歌念诗，也可能光着膀子外头浪去。
哪怕不谈论文艺，大多数人说起俄罗斯，怕也是“剽悍凶勐，够虎够劲，可又很文艺”这些概念吧？
极端和反差。
俄罗斯在彼得一世之前，长期与西欧世界不在一个频道。
彼得一世以公认粗暴但有效的方式，为俄罗斯抢得了入海口，学习到了西欧的许多东西。
但俄罗斯太大又太冷，加上时代条件。强盛起来后，依然长期保持着极大的贫富差距。
《战争与和平》里，皮埃尔自己在贵族圈里看尽繁华，到乡间看到大家的苦楚大吃一惊——那是托尔斯泰自己的经历。
俄罗斯文化大幅度起飞，是19世纪了。
在19世纪，莫斯科的奢华有过于西欧，广大农村则相当辛苦。
那时在法国，启蒙主义已经流行过，俄罗斯许多进步阶层极有文化，民间却相对落后。即，俄罗斯有见过世面的读书人，也有广泛的贫苦。
一片土地上，繁荣和穷苦对比极鲜明。
19世纪后期，巴黎人说起俄罗斯和土耳其，认为那里才是真奢华。到1920年代，沙俄已经完蛋了，巴黎某对亚美尼亚兄弟兜售鱼子酱时，还以“俄罗斯式奢华，黄金勺子吃鱼子酱”作为卖点呢——明明之前沙俄时俄罗斯普罗大众，是很苦的。
许多19世纪俄罗斯创作者，或多或少是这样的：
自己有见识有学问，与此同时，大环境整体艰难。他们随时在目睹巨大的差别。
俄罗斯人又极崇仰俄罗斯的民间文化，柴可夫斯基大量灵感来自于俄罗斯民间音乐，托尔斯泰和果戈里大量灵感来自俄国民间故事。而俄罗斯民间文化，因为整体处境的艰难，调子也是常在忧伤与狂欢间跳动的。
他们历来重视日常实践，又有东正教传统，虽然许多作者并不信教——19世纪最顶尖的那几个作者都质疑过宗教——却都有极强的反省意识。
容易冲动，却又容易反省，且目睹日常生活中大量巨大的反差。
一眼奢华，一眼苦难。热爱自然与土地。
这是出作品的完美条件。
托尔斯泰自己年少时荒唐过，一度立志要靠文学改变俄罗斯，于是雄心勃勃写出超级长篇小说，晚年还写出《复活》这样自省的小说。
契诃夫年轻时写过许多俏皮短篇，中年后开始写《农民》那样沉重的中篇，并深觉自己有为民间苦难写作的责任感。
柴可夫斯基了解维也纳的音乐趣味，但一直拒绝完全附和，坚持走自己的风格；俄国强力集团一度觉得老柴不够俄国，可是斯特拉文斯基坚持认定老柴“是我们中间最俄罗斯的一个”。
巴黎人挺喜欢斯特拉文斯基，所以给他搞了个喷泉：这个喷泉的颜色，也很俄罗斯。
果戈里写《死魂灵》大肆讽刺地主，但他也写过《旧式地主》这样富含温情的乡土故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经历曲折，写起善恶分明的故事，就是很深邃的。他可以给你细细描述凶杀细节和人的复杂内心（《罪与罚》），可以写出《卡拉马佐夫》这样浩浩洋洋的巨作。库切《彼得堡的大师》里，更将陀神经历的复杂冲突和苦楚，描绘得淋漓尽致。
拉赫玛尼诺夫第一交响曲首演时，指挥格拉祖诺夫直接喝醉了（多么俄罗斯），导致拉赫被评论家批评，拉赫一度心理崩溃据说还想过自杀；但等他缓过来，就一路拼到七十岁，同时代几乎没人比他勤奋了，维也纳的看法：“难以想象他能持续写出那么多美丽但阴沉的旋律”。
《静静的顿河》这样的作品在别的国家出，会显得突兀；在俄罗斯大地出现，特别正常：那就是个出超级长篇小说的国度。
高尔基那自传三部曲极鲜明：俄罗斯民间的温柔、粗野、虔诚、善良与凶暴，都一一呈现了。
如果一个人格外理智、极为平衡，那倾诉欲也会相对打折。像法国的古典主义，无论文学和艺术，都讲究节制、平衡、对称。
俄罗斯人的取向却不在于此。
他们的作品经常会被指摘冗长、说教多、结构乱、感情过于泛滥。但大概没几个人敢说，俄罗斯经典作品不大气不激情。磅礴宏伟华丽，或幽沉阴暗深邃。给他们一点由头，他们就要滔滔不绝说下去。
别尔嘉耶夫说得很好：“神圣俄罗斯有其反面，即兽性俄罗斯……俄罗斯民族始终在天使的圣洁和野兽的低贱之间摇摆不定。”
大概苦难多了，反差大了，心情矛盾了，就格外有倾诉欲。
创作者们既自豪于俄罗斯的传统，对大自然又充满诗意的热爱，对俄罗斯的处境、人类的苦难又沉思不已。还经常闷在家里往死里想，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所以他们一茬一茬出伟大作品。
那冲动的粗野、豪迈的倾诉欲与沉痛的反省。
纳博科夫离开俄罗斯后，长期待在柏林，后来离开欧洲去了美国，以《洛丽塔》闻名天下，以《微暗的火》成为经典作家。
但他早年在柏林，也常用俄语写小说；即便他是靠英语写出了畅销书，即便无法留在俄罗斯，他还是喜欢俄语。他感叹自己不得不放弃丰富无比的母语，而以二流的英文取而代之——即便他英语（和法语）都运用得很好了。
在《The Gift》那本书开头，被放逐出俄罗斯的纳博科夫，引了一段话。我觉得这段华丽，凝聚着俄罗斯人那独特的、冲动的、抒情的、极端的、热爱自然的、美丽又悲观的倾诉欲。
“橡树是一种树。玫瑰是一种花。鹿是一种野兽。麻雀是一种鸟。俄罗斯是我们的祖国。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普·西蒙诺夫斯基：《俄语文法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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