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应不应该“翻历史旧账”？
金雁（1954年—），山东定陶人。苏联、东欧、俄罗斯历史研究学者。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现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节选自《翻历史旧账？当代俄罗斯如何对待“耳语者”》一文，2014年发表于腾讯《大家》。
很多人都谈到，俄罗斯就像是患上了一种痛苦健忘症，讳疾忌医的不愿直面过去，靠忘却来治愈伤痕，这种状况与官方的态度不无原因。
那些直接参与了政治迫害的父辈们的集体沉默，导致了历史叙事的“模煳性”和“断裂性”。
正是这些在从前主张把手铐拧紧的人物，如今大都不愿意去正视真相。
他们说，不要去翻旧账了，“几十年的岁月在流逝，往日的伤痕和溃疡已经无影无踪了，何必再去翻那些往年旧账呢？”
他们假借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说，“要翻旧帐——这是哪个傻瓜想出来的，这是往我们的伤口上撒盐嘛！”
他们希望在人们的脑海里，俄罗斯只有今天没有过去。
而真正遭受过政治迫害的人却不是这样想的，比如索尔仁尼琴指出，被枪毙了的人不会讲，失散了的人们不会讲，那些执行者，即使他们还活着，也会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
对于社会上一部分人提出“不应该翻老账”，他说：“我们应该公开谴责宣扬一部分人可以惩治另一部分人的思想本身。
对邪恶默不做声，把他赶到躯体里去，只要不暴露就行，——这样做我们就是在播种邪恶，有朝一日它将千百倍的冒出来，我们不惩罚甚至不惩治恶人，这不单单是在保护他们卑微的晚年，这等于从下一代脚下挖掉任何公正观念的基础，他们之所以长成‘漠不关心的一代’，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什么‘介于工作薄弱’，现在年轻人脑子里装的是，干坏事在世上永远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一定带来好处”。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的作者娜杰日达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她说，“最起码受害者应该哀嚎出来，因为沉默是真正的反人类罪，可是为什么我们竟然丧失了哀嚎的能力？”
她将这种普遍的失语称之为“瞌睡症”和“心理瘟疫”。
她尤其指出，我们关注黑暗面不是为了掀起复仇的浪潮，而是为了使俄罗斯不再重蹈覆辙。
至于俄罗斯社会不关心过去的罪行的原因，是“因为那么多人参与其中，苏维埃制度使其数以百万计的公民同流合污受到牵连。
对过去的历史不承认、不忏悔、不讨论，使得过去仍像石头一样压在后共产党国家身上，秘密档案的内容四下流传，不断扰乱着当代政治生活。
失忆也给文明国家的形成和法制国家的建设造成严重后果，说白了，只要旧政府丑行没有受到惩罚，人们就不可能看到善良战胜邪恶。
古拉格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仍然残存在俄罗斯新贵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看法中”。
在新俄罗斯有可能重演过去可怕的那一幕。
造成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对前体制的不同态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俄罗斯人对“大国光荣”的怀念和向往，把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念相互缠绕在一起，使人们无法理出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暴政。
在苏联时期人民很容易被“历史进步”这些大词汇忽悠和裹挟进去，历史“必然性以一种似乎不可抵御的力量强迫人接受它带来的后果”，“关于历史决定论的布道使我们丧失了意志和自我判断”，对历史决定论的“圣物崇拜”使人们自愿把自己依附于一个强大主体而让渡掉个人承担责任。
由于统治者把外部世界凶险化，与内部敌人作斗争便成为苏联人的光荣职责，在这种社会建构里是需要有人来扮演魔鬼的角色。
从小学开始人们所受的教育就是，“国家利益是超越一切的”，个人的命运和国家制度的命运分不开，当时一个经典的诗句是“假如列宁的事业消亡了，我们有什么理由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苏联剧变以后，人们发现列宁的事业结束了，所有的人都有理由继续活着，但是大部分民众并没有从依赖国家的目标模式中走出来。
在苏联的政治概念里，把具体个人融化到整体的大目标中去被看做是一件值的荣耀事情，“个人利益服从总体利益”是那个年代耳熟能详的口号，“个人”作为一种社会属性是不受欢迎的，因此一切宏大叙事中都缺乏人性和人本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在这种体制下，所有的人都是螺丝钉、齿轮，都是机械部件，随时更换、弃之不用或者回炉再造都是再正常不过了，滚滚的历史车轮碾碎的、抛弃的都只不过是“分母”而已。
利用人来建设但目的并不是为了人，人从来就不被视为“目标主体”，于是为崇高目标的杀人就不是犯罪。
《在被开垦的处女地》小说里，作者借小说人物马卡尔·绍古尔诺夫的口吻说：纵然“在我面前站着成千上万的长辈、儿童和妇女，如果对我来说，这是革命的需要，我就会用机关枪把他们全部杀光”。
在作者看来，为整体剪灭掉个体只要目标正确，个人就不承担法律责任，“历史必然性”是可以为这种行为开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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