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关在肮脏的牢房内、与十多人同住，长期被剥夺睡眠、灯光终日不熄，环境卫生恶劣，并被迫从事劳动。澳洲公民马修·拉达尔（Matthew Radalj）说，这就是中国监狱内囚犯面对的境况。
拉达尔曾在北京第二监狱服刑五年，该设施专门关押外籍囚犯，他目前已离开中国并决定公开自己的经历，包括自己遭受或目睹的严厉体罚、强迫劳动、食物剥夺和心理折磨。
BBC已向多名曾在同一时期于该监狱服刑的前囚犯证实拉达尔的说法，很多人担心其中国亲友的安危而要求匿名，亦有人表示只希望遗忘过去、重新生活。
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尚未就 BBC 的查询作出回应。
严厉的劳役生活之初“我到达时的情况非常糟糕。他们在我被关押的第一间派出所里连续打了我两天。我整整48小时没睡、没吃没喝，然后被迫签署了一大叠文件，”拉达尔回忆其被囚初始的经历。
这一切始于2020年1月2日，他在中国被捕。
拉达尔曾是北京居民，他声称自己在一间电子市场与店主因手机萤幕维修价格发生争执而被错误定罪。
他表示，在被告知“在定罪率接近百分之百的司法体系中，为自己辩护毫无意义”后，他签下了一份虚假的抢劫罪供词，希望藉此减轻刑期。
法院文件显示，这种做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奏效，他被判处四年徒刑。
在正式服刑之前，拉达尔说，他被关押在一个独立的拘留中心，经历长达数月的“过渡期”，期间待遇更加严苛。
在这段“过渡期”中，拉达尔形容囚犯被迫遵守极端严苛的规则，生活条件极其恶劣。
“我们被禁止洗澡或清洁自己，有时一禁就是几个月。连如厕都只能在指定时间，而且厕所肮脏不堪——上层厕所的排泄物会不断滴落到我们身上。”
最终，他被转送至“普通”的监狱，和其他囚犯挤在狭小的囚室，灯长期24小时亮着，连吃饭都在同一空间内进行。
据拉达尔所述，监狱中最多的囚犯群体来自非洲和巴基斯坦，但也有来自阿富汗、英国、美国、拉丁美洲、北韩及台湾的男子，大多是因为运送毒品（俗称“毒骡”）而被定罪。
“良好行为积分制度”拉达尔表示，囚犯经常遭受他所形容的心理折磨。
其中一项是所谓的“良好行为积分制度”，这项制度理论上是用来争取减刑。
囚犯每月最多可获得100分，方式包括学习共产党文献、在监狱工厂工作，或举报其他囚犯。一旦累积4,200分，理论上便可申请减刑。
若以此计算，囚犯需连续三年半、每月获得满分，才有可能达到减刑门槛。
拉达尔表示，这制度实际上被用作心理操控和折磨的手段。
他声称，狱警会故意等到囚犯即将达标时，便以各种违规理由扣分。
这些违规行为种类繁多，包括但不限于：囤积或与其他囚犯分享食物、在走廊上“走错线”（偏离地面的画线）、将袜子挂在床上方式不当，甚至是站得太接近窗户。
其他受访囚犯向BBC表示，这套积分制度是一种“精神游戏”，目的是摧毁意志。
曾在上海被羁押两年的英国人彼得·汉弗莱（Peter Humphrey）表示，他所在的设施也有类似的积分计算与减刑制度，被用来操控囚犯，阻止减刑。
“监狱里到处都是监视器，甚至每个牢房内有三个，”他说。“如果你越过地上标记的线，被狱警或摄影机发现，就会受到惩罚。若你没按标准铺好床铺，或者牙刷没放在指定位置，也一样会被处罚。”
“囚犯还要承受集体压力，只要有一人违规，整个牢房的人都会被处罚。”
一名前囚犯向 BBC 表示，他在狱中服刑五年，从未见过有人真的因为积分而获得减刑。
拉达尔说，包括他自己在内，有些囚犯根本不参与积分制度。
因此，监狱方面便采取其他方式施加心理压力，例如减少每月与家人通话的时间，或削减其他被视为“福利”的待遇。
以食物作为控制手段但最常见的日常惩罚，是减少食物供应。
多名前囚犯向BBC表示，北京第二监狱的膳食主要是浑浊的白菜汤，有时可能会有一些胡萝卜丝，运气好的话才会有一点点肉丝。他们还会获得馒头——一种类似面包的中国北方主食。
拉达尔补充说，大多数囚犯都营养不良。
另一名囚犯描述，狱中囚犯如何吃掉大量馒头，因为大家长期处于飢饿状态。他指出，他们的饮食极度缺乏营养，而且每周只获准到户外活动半小时，导致上半身非常虚弱，但由于摄入大量馒头，腹部却显得异常胀大。
如囚犯亲属存钱至他们名下的“帐户”——即用作购买肥皂、牙膏等基本用品的记录帐册——便可另外购买少量食物。他们亦可购买如即食面或豆浆粉等简单食品。但这种“特权”亦可能被剥夺。
拉达尔表示，他因拒绝在监狱工厂工作，被禁止添购任何额外物资长达 14 个月。囚犯被要求替企业组装基本产品，或替中国共产党整理宣传材料。
更糟糕的是，囚犯还被强迫到一个“农场”工作。他们确实成功种出大量蔬菜，但却从未被允许食用。
拉达尔表示，这个农场曾被用来展示给到访的司法部长，作为“监狱生活良好”的示范。
但他说，这一切都是作秀。
“我们会种番茄、马铃薯、白菜和秋葵，然后到了收成季节，他们就会把所有农作物推进一个大坑里埋掉，”他补充道。
“如果在一般囚区你身上被发现有一个辣椒或一条青瓜，就会被立刻送去独立囚禁，在那里待上八个月。”
另一名囚犯表示，当官员来监狱视察时，他们偶尔会突然收到一些蛋白质，例如一只鸡腿，让膳食看起来较好。
汉弗莱则说，他在上海监狱时亦曾遇上类似的食物限制情况。他指出，这导致囚犯之间出现权力斗争：“厨房是由监狱劳工负责，那些在厨房工作的人会偷走最好的食物，然后再分发出去。”
拉达尔提到，在北京第二监狱中，来自非洲和台湾的囚犯之间曾因这问题而发生争执
他说，当时由尼日利亚籍囚犯负责厨房工作，“他们每月会得到一些小恩惠，例如一袋苹果、一些乳酪或几根香蕉。”
后来，说国语的台湾囚犯成功说服狱方，让他们接管厨房工作，从而掌握珍贵的额外食物资源。
此举引发大规模殴斗，拉达尔亦被卷入其中。他因殴打一名囚犯而遭判独立囚禁，历时194日。
在独居囚室中，他终于迎来了关灯的环境，却发现自己几乎长时间身处光线微弱的空间，置身于相反的感官困扰。
每日粮食配给亦被减半，房中毫无书籍可阅，亦无人可交谈。他被囚于仅约1.2米乘1.8米（即四呎乘六呎）的狭小空间中，整整半年。
他表示：“不论你愿意与否，你会开始发疯，而这正是独立囚禁的本质目的……你很快便明白，眼前这间牢房到底是极小，还是极大。”
“到了第四个月，我开始长时间自言自语。狱警经过时会问：‘你还好吗？’我反问：‘为何这样问？’他们答道：‘因为你在笑。’”
拉达尔说，当时他心中只想回应一句：“与你无关。”
根据拉达尔的说法，中国监狱生活中另一项特征，是当局向中国媒体或来访官员营造宣传”场面，伪造美好监狱环境。
他提到，有一次监狱设置了一间“电脑室”。
“他们召集所有人，并告诉我们，每人将获分配一个电邮地址，可用来发送电邮。随后，他们就拍摄三名尼日利亚籍囚犯在使用电脑。”
“那三人显得困惑，因为那些电脑根本没有连接网络，但狱警只是叫他们‘假装’在使用。”
拉达尔续称：“整件事都是为了拍摄虚假的画面，让外界以为囚犯真的有电脑可用。”
然而，他指出，拍摄结束后，那些电脑随即被用塑胶包起来，再也没有被使用过。
回忆录在整段囚禁期间，拉达尔一直秘密地记录见闻。
他撕开口罩的内层，在里面写下极细小的字句，并在几名也已获释的北韩囚犯协助下完成这些笔记。
“我写的时候，那些北韩人会说：‘不够细……再细一点！’”拉达尔回忆。
他指出，许多囚犯根本无法让家人知道他们被关押的消息。
部分人因为帐户没有钱，所以无法致电亲属；另一些则因其所属国的大使馆没有将家人电话号码登记至狱方的通讯系统，导致无法联系。监狱电话只能拨打获官方核准的号码。
因此，当其他囚犯得知这名澳洲人有意将这些笔记设法带出监狱时，便留下家人的联系方式。
“大概有六、七十个人希望我出狱后，能帮他们联络家人，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他将那些写满笔记的口罩碎片用从工厂偷偷收集来的胶带紧紧包裹，尽可能压缩成鸡蛋大小的包裹，试图在不被狱警发现的情况下吞下肚。
但他无法吞下去。
狱警在监控看到其行为，开始质问，“你为何呕吐？为何频频作呕？发生了甚么事？”
他放弃吞服的计划，转而将笔记包裹藏起来。
2024年10月5日，拉达尔即将出狱时，狱方交还其初次被捕时所穿、于当时挣扎中被撕破的旧衣。
拉达尔注意到外套内衬仍有一处裂缝，趁狱警不注意，将笔记迅速塞进去。
临行前，拉达尔的囚室突遭搜查。他想，有人可能已向狱方告知其藏笔记计划。
狱警盘问，“你是否忘了甚么？”
“他们毁掉我所有个人物品。我当时在想，他们会把我送回单独囚禁，还会加新罪名。”
然而，负责看守他衣服的狱警并不知道秘密日记已被偷偷藏在里面。
“他们只说，‘离开这里！’直到我登上飞机，安全带指示灯熄灭后，我们离开了，我才伸手进外套里确认。”
笔记，还在那里。
狱后的生活就在拉达尔前往北京机场离境之际，陪同他前往闸口的一名警员竟以他的登机证购买免税烟草，准备送给同僚。
“他说‘别再回中国了，你被禁入十年’。我回他：‘好啊，别抽烟，对身体不好。’”
那名警察笑了。
他抵达澳洲后，在柏斯机场与父亲紧紧相拥，泪水潸然而下。
之后，他与交往多年的女友结婚，如今一起经营蜡烛与手工制品的生意。
拉达尔坦言仍对过往经历心存愤怒，复原之路漫长。
他逐一联系昔日狱友，“我花了将近六个月的时间联系他们的家人，游说他们的大使馆，在服刑期间更好地帮助他们。”
他说，有些人已将近十年无法与亲人通话。帮助他们，也帮助了他自己重新适应回国后的生活。
“自由带来的是不尽的感激，”拉达尔说，“你会对生活中最简单的事物产生更深的珍惜感。但我也对那些仍被关押的朋友怀有一份强烈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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