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晚清有限的经济改革
五、 新兴的商部与晚清最后的企业改革
晚清最后30年， 朝廷的经济决策错误不断。 洋务运动阻止了以国际贸易为主导的市场化进程， 但却没有带来国力的真正振兴， 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让看上去很美的洋务运动在一夜之间输了个精光。 所谓国难当头， 朝廷各路官僚自然将仇恨锁定在外国人身上， 但苦于各种条约和颓弱的军力， 无法与外国人抗衡； 同时， 义和团这样的民间暴力， 本身是一群乌合之众， 不仅给朝廷带来巨大内耗， 而且导致全世界抵制中国。 如此局势， 显示晚清朝廷已经把所有错误的道路走尽，最后不得已还是要回到改革和发展工商业的轨道上来。
1901年1月， 刚刚从西安狼狈返回北京的朝廷下发谕旨， 要求各地政府在管理方法上要多向欧洲人学习， 这算是官僚们对自身败局的一种反思。 到4月23日
， 朝廷决定成立政务处， 目的当然是集中各种改革计划， 对其可行性进行量化分析， 以便朝廷做出正确的选择。
朝廷如此姿态， 各路官僚岂有不跟从的道理。 可以说， 一时间大量改革建议书像雪片一样飞向朝廷， 观念大讨论， 思路大设计几成氛围。 而被提到最多的策略， 当属大力发展工商业。 闽浙总督许应骙提请朝廷在全国范围内做一次商人资本的大调查， 在对资本雄厚的商人给予全面保护的同时， 要授予这些商业和企业家各种合适的官衔。 许应骙认为， 外国企业家在其本国财政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与之相比， 中国商人和企业家虽然在国家事务和公共建设方面做出了大量贡献， 但在整个社会中一直处于很低的地位。 正是由于这种地位上的卑贱， 导致商人一直害怕官方的勒索， 普遍有意追求一种所谓不露富的生活， 将大量财富隐藏起来， 不敢公开声张， 这使得大量的商人资本处在一个隐形的闲置状态。 注
许应骙的建议被认为代表了一般地方官僚的想法， 不过有人认为， 他的建议显然忽略了具有制度性的设计， 也就是说， 虽然奖励商人很重要， 但朝廷需要通过建立一个专门的部门来统筹安排。 有这种想法的人主要集中在以袁世凯、 张之洞为代表的北京官僚中。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 他们一直在讨论要不要在北京建立一个具有专门职能的商局， 管理全国的工商业发展。 身为直隶总督， 袁世凯当然希望这个专门的机构能在他的控制之下。
事实上， 正式提出建立商部构想的， 是郑观应。 在19世纪80年代， 他出版的《盛世危言》 就提出了这一主张。 郑观应是晚清少数几个集士、 商为一身的思想者， 而且他释放给时代的信息， 似乎主要是知识分子形象， 而不完全是一名买办性的企业家。 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 知识分子在改革的问题上， 总是走在时代的前面。 与郑观应齐名的另外几位知识分子何启、 胡礼垣， 一方面接受了很多新思想， 另一方面又与香港诸多企业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他们认为有必要将朝廷传统的六个部增加到八个， 而新增加的两个部， 就应该分别负责商务和洋务。
无论哪朝哪代， 读书人的言论刚开始都不会引起官僚的重视， 有的时候甚至会遭到打压。 在晚清， 情况依然如此。 朝廷对郑观应等读书人的各种思考不屑一顾， 官僚们几乎集体嘲笑读书人没有生过孩子不知道腰痛。 不过这一回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大概10年之后， 朝廷落败， 读书人的声音终于开始引起注意， 皇族成员和中央政府中终于有人站出来说， 知识分子的这些建议是有道理的， 应该给予鼓励和支持。
盛宣怀集官员和企业家于一身， 他的立场可以说举足轻重。 盛宣怀是力主建立商部的人之一。 多年以来， 盛宣怀都是靠着李鸿章和张之洞这些大官僚才做起了现代工业， 不管是纺织、 造船、 电报还是铁路， 盛宣怀没有独立的权力基础，而李鸿章、 张之洞给予他的保护， 并不总是可靠的， 虽然他费尽心机， 但总有诸多的不如意。 这使得他一方面要把企业做好， 一方面又想官衔高升。 1901年，盛宣怀被任命为会办商务大臣， 他发现自己无法应付各种商业贸易纠纷， 于是上书朝廷， 提议在北京要建立一个永久性的部门， 用来领导全国的工商事务。 注
摄政王醇亲王比盛宣怀在这个问题上更加直截了当。 1901年6到11月， 醇亲王带着一个特使团去德国， 本来的目的， 是为义和团暴乱之事向德国人道歉， 不过在旅途中他遇到了海外的华裔商人， 这些人的工业商业思想彻底影响了他， 以至于他回到北京之后， 开始用巨大的力度支持重商主义政策。
现在看来， 这些旅居海外的商人们对醇亲王可以说是用心良苦。 他刚到香港的第一个晚上， 一家名为《华字日报》 的媒体就发表了一篇要求醇亲王会见当地商人的社论。 他们的主要逻辑是， 中国朝廷历来都不重视商人， 这是个问题。 而西方的商人和本国高官则是相互款待， 共同商议国家富强之事业。 不仅如此， 在香港， 中国的商人也和外国的官员互相款待， 商讨工商业的发展。 这种声音令醇亲王很震惊， 他是个开明的人， 迅速接纳了香港人的建议。 两天后， 还是这家报纸， 热情报道了醇亲王礼节性拜访香港华人社团所在地的消息。 注
醇亲王途经马来西亚， 当时的商人吴桐林呈上了一份长长的改革计划。 注吴桐林早年就在南洋一带游历， 对西方的工业化和新技术烂熟于心， 醇亲王对他印象颇佳。 此后一直就如何建立商部与吴桐林进行了紧密的联系和磋商。 1902年， 吴桐林被醇亲王招到北京， 先在外务部就职， 接着就被安排到商部出任左侍郎。注
某种意义上， 是一大批寄居海外的企业家让醇亲王看到了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 他回到北京后， 立即向皇帝建议马上设立商部。 醇亲王的提案被提交到军机处， 军机处转向盛宣怀征求意见， 盛宣怀一看， 正好也符合他多年来的想法。 与此同时， 醇亲王得到了另外一名皇室成员载振的支持， 他也向朝廷提交了一份类似的建议书， 系统提出了调整政务处的建议。 载振是晚清朝廷实权派庆亲王的儿子， 去过国外的许多地方游历， 有广博的见识。 他先是代表中国参加过英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 接着又被日本外务省邀请去了日本， 考察日本的工商业发展， 深深被日本人的现代化进程震撼。 注
阻力当然是巨大的， 即使醇亲王为此不断唿吁， 但作用不大。 这样的阻力，主要来自军机大臣荣禄和以他为代表的一批保守官僚。 他们的理由是， 朝廷没有足够的准备去改善官商关系， 中国并没有一个系统性的工商业发展方案。 尤其是在国家财政收入每况愈下的时候， 设立新的政府部门， 会增加朝廷的冗官。 而另外一个似乎更有力的说辞是， 设立新的商部， 会破坏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以及商约大臣的管理权限。 注
不过醇亲王显然是善于造势的， 他一方面动员媒体展开这方面的讨论， 一方面让大批旅居海外的企业家纷纷上书朝廷， 商部的成立似乎势在必行。 这种浓厚的氛围， 影响到了两个重要人物， 他们是顶头上司慈禧太后和权倾一时的庆亲王， 他们认为成立新的商部很有必要。 另外， 财政方面， 张弼士的支持也举足轻重。 张弼士是一位富有的海外华商， 一度担任朝廷驻新加坡的总领事， 应盛宣怀之邀回到中国， 投资开办各种工业企业。 1903年， 他明确表示， 捐献20万两白银， 用于创办一所由商部管辖的商业学校。 这显然是一个投石问路的高招， 不久，张弼士得到了商部侍郎的官衔。 注
所谓顺势而为， 一切都在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1903年4月22日， 荣禄死了。 11天后， 朝廷下诏， 命令载振、 袁世凯和伍廷芳筹建商部。 他们的工作是尽快制定一套工商业的法规， 就朝廷怎样推动工商业的发展编制可行性计划。 三个人中， 伍廷芳曾经留学英国， 专修法学， 他的工作直接影响到商部的运转。 在经过迅速的分析之后， 他们决定首先拟定商部的组织法和管理章程， 这得到了朝廷的首肯。 1903年9月26日， 旨在推动中国工商业现代化的商部， 正式宣告成立了。
显然， 商部能够在不长的时间里建立起来， 缘于清政府急于摆脱国家困境的一种焦虑。 也就是说， 从慈禧太后到醇亲王， 从官僚到企业家， 大家的思维指向都是国家的迅速富强， 很少有人去思考工商业内在的逻辑。
陈锦江先生在考察晚清商部的发展史后， 认为这个新部门的确是仓促上阵，一方面主要是追求一种国家层面的改革措施的实施， 另一方面则没有花时间去考虑这些新措施可能带来什么市场层面的影响。 注由于大家都站在国家富强这个宏大的旗帜之下， 刚开始的时候， 几乎没有辩论， 即使有个别不同意见， 要么是通过一种政治上的策略予以清除， 要么就是众口一词， 只要慈禧太后拍板了， 所有人都蜂拥而至。 观念的辨析， 策略的分析， 措施的讨论， 都因为政治上的定于一尊而被完全忽略。 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 1903年的夏天， 政务处下发文件， 要求进一步研究设立商部的可行性， 希望听到不同的意见。 当这样的文件送到慈禧太后的案头， 她显得非常不耐烦， 立即很武断地颁下命令， 要求政务处加快建立商部的进度。 注
很多细节性的问题被搁置了， 比如朝廷各部门的权限没有得到界定， 以至于商部出来之后， 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权限冲突就变得异常尖锐。 会计司主管税收、国家财政收入、 银行事务、 货币流通、 工商贸易、 度量衡和工商的经济案件纠纷， 这看上去似乎权柄独大， 但却抢占了原来属于户部的财政政策和管理方法。 朝廷非常模煳地命令商部接管由六部负责的工商业项目管理， 但当右侍郎陈璧到户部商谈有关盐政和铸币的移交事务时， 却遭到了户部大小官员的一致抵制。 注更糟糕的情况是， 商部对工商业的全面接管， 排挤了北洋大臣、 南洋大臣、 商约大臣、 商务大臣和铁路大臣。 注这意味着新成立的商部把自己和袁世凯、 张之洞等位高权重的一批晚清实力派对立起来。 注以至于各种工作还没有展开， 这个新生的政府部门便已经彻底被搅到各种利益集团的纠纷之中。
这就涉及商部和各路地方督抚之间的关系了。 可以肯定的是， 商部几乎没有得到地方督抚们的支持， 因为这些地方大员们意识到， 作为一个管理全国工商业的强有力的朝廷机构， 商部一定会削弱他们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对工商业的控制权。 如此， 他们对商部的各种政策， 一直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能拖就拖， 一如既往地操纵着各地的工商势力。
资金也是个巨大的问题。 朝廷并没有可以盘活的资金来支持一个新部门的建立， 但慈禧太后又发话要马上成立， 因此各路人马在资金问题上几乎是焦头烂额
， 新部门迅速陷入泥潭之中。 开始的设想是， 通过控制盐政和海关来寻找必需的资金， 但人们迅速发现， 朝廷对这些有实际现金流的部门， 看得非常紧。 晚清的财政税源几年来已经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 一方面来源枯竭， 一方面朝廷又想改革。 所谓捉襟见肘， 一切的问题， 都在于无资金可以腾挪。 商部正是在这样的财政背景下成立的， 朝廷起初给了4万两银子作为筹建资金， 但第二年就再也没有后续的拨款， 幸亏海关在上海银行还有存款， 靠着这笔资金的利息， 商部得以勉强维持。 不过这显然是艰难度日。 注
除了权限和资金， 商部与商人的冲突也很醒目。 这正是市场的逻辑。 政府成立商部， 本意当然是为了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扶持商人和企业家的生意。 但当商部成为一个组织， 利益的介入在所难免， 而且商部对利益的追逐， 是以朝廷赋予它的公权力为主要手段， 这在市场的层面， 直接与各路商业力量构成了冲突。 1 904年， 商部请求朝廷批准开征一种新的印花税， 来应付自身的开支。 朝廷勉强同意， 但却遭到几乎所有商人力量的反对， 不得已， 朝廷只好取消这一计划。 注1905年， 商部又向朝廷提出建议， 由商部来管理崇文门和入市税征收处， 主要向各路商人征集北京进出口货物税， 虽然这项措施没有让商部获利太多， 但还是引来商界骂声一片。 注
新生的商部就处在这样一种四面楚歌之中。 某种意义上， 这几乎是尚书载振一个人的梦想和努力。 他的确想在工商业发展方面做一些事情， 他的父亲庆亲王也给了他强大的后盾支持， 不过形势比人强， 到1906年底， 载振的一次花边事件， 被他的政治对手抓到了把柄， 御史赵启霖指控他花大价钱购买歌女， 还接受10万两银子的贿赂， 人证俱全， 载振只能下台。 注他努力推动的商部本来就举步维艰， 这回算是走到了尽头。 先是被朝廷重组为农工商部， 但很快就排到了六部之尾， 而变得无足轻重。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其实道理并不复杂。 在一个传统的大政府制度背景下， 国家要发展工商业， 几乎所有人都会想到， 依然由政府来领导工商业的发展。 没有人了解政府和市场、 官僚和企业必须分开的经济学常识， 没有人意识到， 对于市场的发展、 企业的经营， 政府需要做的， 不是介入， 而是退出。 政府完全退出市场领域和企业领域， 让企业按照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运行， 这才是市场的逻辑、 企业的逻辑。 可惜晚清无人认识到这一点， 一切都按照错误的思维方式运行。 一直到晚清垮塌， 商部这个一度志存高远的现代工商业管理部门， 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只是给历史增添了几句闲谈而已 。
小结：晚清， 一部用于启蒙的经济史
如果没有1820年以来输入性的市场经济架构， 晚清不可能在最后80多年的时间之内， 诞生出一系列具有自由竞争特征的企业家。 这是必须重申的基础性描述。
的确， 1820年前后到1883年的市场变迁注， 是被后人遮蔽得最严重的一段经济史话， 在这段时间里， 晚清进行了一次快速的商业贸易资本主义的发展。 其中的市场逻辑是， 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进入中国， 在沿海和内地一些重要的交通口岸， 或者是中心城市， 有意识地借用了一批本土商界的人士作为代言人或者助理
， 这就是后来被部分历史学家命名的所谓“买办资本主义” 注， 或者被称为“依附性质的资本主义” 注。 历史学家郝延平先生认为， 正是这种输入性的资本主义
， 深深刺激了本土的商业竞争， 也深层次地形成了西方大商人与本土小商人之间的合作。 正是这种带有自由市场交换经济学意义的格局， 中国的部分农产品诸如生丝、 茶叶， 第一次实现了远距离的市场化， 甚至部分实现了国际市场化。 与过去简单地囤积财富的商人不同， 这个时候的中国商人开始学习西方商业的制造意识， 不是沿袭过去非生产型消费， 而是开始真正的工业制造， 进行生产性的投资与产出， 从而促使中国在进入近代以来， 真正诞生了第一代工业资本主义的萌芽。注
从自由市场经济的角度看， 这样的萌芽， 意义非同小可。 重要的是， 这样的市场演进， 虽然不是晚清政府的主导行为， 但至少这个身处各种乱象的帝国政府没有对自由市场的发生和发展进行阻挠或者打压， 基本上是由外资力量和中国民间市场力量共同演绎了这一段商业故事。 所以经济史学家迈克尔·曼曾经说， 假设这个过程缓慢延续， 不中断的话， 中国从19世纪后期就能发展出以本土资本
主义为主， 同时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挂钩的一种“常态的资本主义” 注。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 这几乎接近于晚清时代的“改革开放” ， 将近80年的经济腾飞， 很快让晚清政府的GDP水平跃居到亚洲第一的位置。 1883年是一个需要中国人反复思考的年份， 这一年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郝延平详细记录了这场金融危机带给晚清经济的冲击。 注不仅仅是上海这样重要的通商口岸和金融机构的大面积破产， 不仅是刚刚兴盛起来的本土工业资本主义企业的凋敝， 真正严重的后果是， 清政府在李鸿章等一批人的主持之下， 开始大面积兴起以官商结合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 出现了所谓官办、 官商合办、 官督商办的企业形态， 官僚资本主义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似乎站住了脚跟， 并支持了晚清政府的政治局面， 以至于李鸿章在谈及官商结合模式的商业形态时， 自认为是中国人在经济领域的新发现。 这就是被后人反复研究过的洋务运动， 遗憾的是
， 历史证明， 洋务运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的工业化运动， 其失败不在于外国资本的进入， 而在于晚清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 用国有企业的方式推进工业化，用政府权力主导市场， 全面扼杀了私人自由企业的发展。 注
费维凯先生的观点值得借鉴。 他认为， 从洋务运动开始大面积发展的官督商办工业， 最终没有成为中国经济全面走向市场经济的基础， 相反， 这甚至成为市场化的阻力， 并且构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组织的模式， 这种模式将在中国继续下去， 直到20世纪中叶。 注显然， 费维凯先生的分析有道理。 晚清政府通过政府主导洋务运动的方式， 大面积参与到市场经济事务之中， 这一方面阻断了市场的分工， 另一方面让大量有志于近现代工业的企业家， 产生与政府权力有关的严重的路径依赖。
郑观应是百年不遇的企业家人才， 他有着惊人的思考能力， 是真正的思想型企业家。 但是， 他的思考过于关注时代的变迁和国家的自强， 以至于忽略了企业发展本身的逻辑。 宏大叙事的错误正是如此， 郑观应和政府权力的合作， 断送了他的企业家前程。 唐廷枢、 徐润当然是难得的职业经理人， 属于买办型企业家。
但是， 当他们卷入不确定性的官商结合模式之后， 那些从买办阶层积累而来的现代企业管理经验， 迅速被强大的官场博弈碾碎。 胡雪岩是少数几个真正从民间开始， 积累起惊人财富的商人， 属于产权清晰的私人企业家。 不过这种民间市场的力量， 草根阶层的市场探索， 仅仅在早期的创业阶段有效， 胡雪岩要想做大企业， 与左宗棠这样的官僚合作， 是必然的选择。 胡雪岩起步于市场， 却败于官场，这几乎是所有中国私人企业家的宿命。 盛宣怀将官商结合模式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 他官拜邮传部部长， 私人财富更是富可敌国， 是标准的官僚型企业家。 盛宣怀是一个矛盾的载体， 一方面他得益于官场政治， 一方面他又极力构建产权清晰、 市场开放的企业制度。 不过在官僚政治的面前， 盛宣怀依然是牺牲品， 他的结局是亡命日本， 他的企业也只能灰飞烟灭。 至于口碑卓着的张謇， 在人格意义上， 属于儒家政治伦理体系中的“君子” 和“士大夫” ， 他放弃了自己的官场生活， 建立起产权清晰的近代企业， 在中国企业史的流变之中， 这样的经历， 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他是真正的“士大夫型” 企业家， 不过他的士大夫济世情怀， 可能遮蔽了他的企业家精神， 他的非理性的企业扩张， 并没有一个更加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作为支撑， 张謇虽然声名远播， 道德照人， 但也只能以企业的破产告终。
由此， 一个企业家的启蒙时代， 得以全面呈现。 所谓启蒙， 有两重意义： 第一， 绵延几千年的中国农耕经济， 终于在1820年前后开始走进市场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得以发展， 这种开放的、 竞争的、 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形式， 很快催生出中国第一代具有自由竞争性质的企业家， 这是市场启蒙的结果， 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开端。 第二， 中国第一代以自由竞争为主要特征的企业家， 迅速被庞大的官商结合传统遮蔽， 以至于到今天， 中国依然没有建立起一个纯粹市场意义的企业家阶层。 相关的学术问题， 需要辨析。
诸多学者都将1820年前后作为中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开端， 或者说是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开端。 对于多数身居中国大陆的人而言， 这样的观点显得陌生。 由于受到主流历史教材的影响， 人们接受到的历史观点是， 明代后期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而1820年以来的历史， 则是一部反帝反封建的历史。
很多知识分子当然不认同这样的历史表述。 威廉·伯恩斯坦在《繁荣的背后》 注中有一个重要的观念， 值得深度分析。 他把1820年理解为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分水岭， 准确地说， 伯恩斯坦把这一年当成了现代经济的起点。 此前， 人类陷入一种普遍的贫穷之中， 经济学史解释为重农主义时代， 产权模煳、 技术守旧、市场交换区域化且不自由。 1820年前后， 这样的经济态势出现了革新， 人类的财富急剧增长， 人类社会用了几千年漫长的时间在相对贫瘠的土地上徘徊， 但却
只用了200年的时间， 就建立起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现代财富。事实上， 伯恩斯坦采用这样的叙述视角， 可能是受到了麦迪森注的影响。 麦迪森有一部影响力还不错的着作——《世界经济200年回顾， 1820—1992》 ，这本书也极力强调1820年的经济史转型意义， 其中提到了日本。 众所周知， 一般性的日本经济叙事， 都把日本经济的繁荣锁定在二战之后， 但麦迪森不这么认为。 历史上看， 日本人均实际GDP增长6%， 人均寿命翻倍， 国民受教育水平历史性地提高4倍， 文盲的人群迅速消失， 这些都发生在日本明治维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大约40年的时间。
这样的时间分析有意义， 刚好唿应了汉语史学界关于1820年市场经济的开端性陈述。 郝延平先生的《中国近代商业革命》 ， 是这方面的扛鼎之作注， “在19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 市场结构、 商业的金融方面、 贸易中心、 航运以及经营方式的变化， 如此广泛、 显着和迅速， 以至于从总的结果来看， 似乎是革命性的” 。 这本着作曾经得到了费正清的悉心指点， 而刘广京教授则提醒郝延平， 要多注意研究晚清西方在华商行的档案资料， 这样的提醒， 让郝先生感激不尽。 注
一个人的阅读生活总是充满了巧合， 关于刘广京先生， 我手头有一本《近代中国之传统与蜕变》 ， 这是刘广京先生75岁的祝寿论文集， 郝延平、 魏秀梅主编， 开篇就是余英时先生的文章——《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 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 。 余英时先生提到一个大陆读者耳熟能详的历史概念： 资本主义萌芽。 毛泽东在1939年所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一文说： “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 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 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 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 注
余英时先生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他认为萌芽说在其理论上不能成立， 国外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有系统的驳论。 注
由此， 从思想史的角度， 余英时先生理直气壮地认为， 1820年前后才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启蒙年代， 而不是中国主流教材所陈述的明朝中期的内生型资本主义萌芽。
这样的学术梳理， 其意义非同小可！ 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或者说中国人对市场经济的探索， 对现代财富的寻找， 在时间的维度上， 与整个人类社会是
同步的。 在繁荣的命题上， 中国并不是传统学术意义上的后发国家， 今天之所以在市场经济层面相对滞后， 其原因不在于起点的滞后， 而是过程的滞后， 发展过程意义上的中断与摇摆， 才是中国经济的病症。
因此， 站在1820年这样的历史时间维度上， 如何重新梳理百年中国的经济史和企业史， 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杨小凯教授看来， 晚清经济史最有趣的是如下几个问题。 注第一， 晚清经济并不是一个未发展经济， 而是在城市中有相当发达的原始资本主义， 或商业资本主义， 其形态相当接近中国20世纪80年代温州、 江浙、 北京浙江村中的个体和私人经济。 第二个问题， 通过对中国和西欧18、 19世纪经济发展进行比较，人们能够发现， 差别在于当时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制度， 和晚清差别很大， 这种制度层面的差别， 才是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欧， 中国的本土商业主义不能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原因。 第三， 则是对洋务运动的评价， 在杨小凯教授看来，洋务运动一方面阻断了此前绵延60年的晚清市场竞争的趋势， 同时开启了政府和官员直接参与企业的经济方式， 并导致官商结合的企业方法模式化、 传统化。
当这样的经济态势发展到晚清末年， 中国传统的农耕经济， 经过百年的演变， 转型成一种坏的资本主义。 其特点是政府和官员利用政治垄断特权， 追求私利， 不惜损害公共利益。 官商勾结成为坏的资本主义最主要的方法论， 政企不分成为最核心的， 也是最前沿的经济学问题， 因此造成无效率的收入分配不公， 整个经济主要为政府和特权阶级生产， 市场狭小、 分工粗浅、 交换逼仄、 交易费用昂贵， 作为配置市场资源最重要的载体， 企业和企业家只能作为政府和官僚的附庸而存在。 注
这正是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最醒目的缺口。 自由市场的光芒通过这个缺口， 照进历史， 照进现实， 具有市场属性的企业和企业家开始野蛮生长， 强大的官僚传统借着公权力的优势， 迅速切入市场， 阻断或者减缓了企业家阶层的发展。 但是， 从这个时候开始， 市场成为人们最好的老师， 自由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理念， 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的大趋势已经形成。 这正是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 顺应这样的大趋势， 人们就有希望， 历史将不断证明， 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救中国， 只有自由企业制度， 才能激活每个中国人身上的企业家才华， 只有不断的开放和不断的竞争， 每个中国人才能得到幸福， 得到与生俱来的自由 。
（上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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