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着
第五章 晚清有限的经济改革
四、 洋务运动与贸易逆差
19世纪的中国， 最大的经济风景， 当然是进出口贸易的大面积兴起。
刚开始起步的时候， 人们显然不会注意到贸易的不平衡问题。 不过很快， 随着大量的白银外流， 贸易入超差额问题就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1864年， 海关开始公布每年的进出口统计数据， 人们发现， 对外贸完全不熟悉的晚清政府，基本处在完全赤字支付的状态。 后来专门研究晚清经济的费维凯先生在分析相关史料之后， 指出海关的数据不足以让人们得出贸易赤字的结论。 事实的另外一面是， 即使贸易资料用不同的方式显示， 即使加上香港的出口贸易份额， 中国进出口贸易直到1887年， 一直呈现出出口盈余的状态， 只是由于信息不畅通， 对数据的分析工具有限， 这种盈余现象不会被晚清的官僚充分注意。 一旦这些真实的现象呈现在眼前， 官僚们的反应是对这些统计数据震惊， 甚至沮丧。
这的确是晚清最后几十年内值得分析的经济风景， 1888年之后， 中国开始遭受真正的贸易赤字， 19世纪90年代之后， 这样的贸易赤字规模迅速攀升， 到2 0世纪的头十年， 几乎按照每年一亿两银子的速度高速增长。
薛福成对这种局面相当不满， 他长时间出使英法， 似乎比当时晚清的其他官僚看得要清楚一些， 因此他很直接地把中国进出口贸易额简单地合计为每年2亿
两白银。 这么大的数据， 当然让他坐立不安， 1879年， 他向朝廷上书， 断言道：“约计洋商所赢之利， 当不下三千万， 以十年计之， 则三万万。 此皆中国之利有往而无来者也， 无怪今日民穷财尽， 有岌岌不终日之势矣。 ” 注
这是一个后发的国家在面对国际贸易时的必然心态， 似乎大好利益都是被外商抢占， 中国只有挨宰受穷的命。 有意思的是， 大量的守旧派势力因此提出闭关锁国的政策， 但薛福成提出的方法却与他们不同， 他认为， 今天贸易赤字带给朝廷太多负面因素， 但政府依然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来关闭对外贸易， 政府只有一条道路， 就是面对国际市场， 致力于商业和工业的发展。
薛福成是李鸿章的门徒之一， 因此他的观点大致也反映了李鸿章的开放心态。 李鸿章的另外一位门徒马建忠为此写了一本在当时轰动一时的着作——《富民说》 ， 将中国的贫穷和外贸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 他声称通过自己的计算，认为帝国每年损失掉的白银为3000万两。 因此他的立场是， “通商而出口货物溢于进口者利， 通商而出口货等于进口者亦利， 通商而进口货溢于出口者不利。” 注
可以肯定地说， 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晚清高层官僚， 都如马建忠一样思考和判断。 因此， 帝国最为严格的重商主义政策唿之欲出， 这就是通过最大数量的出口和最小数量的进口， 让持续多年的贸易差额现状颠倒过来。
需要说明的是， 即使像李鸿章、 马建忠这样的重商主义政策导向， 也只是朝廷观念的一面， 而且只是少数官员的观念， 绝大多数依然是非常固执的保守派。一个有代表性的保守政治派别， 叫作“清议” ， 集中了晚清一大批固守陈旧体制的高级官僚， 在朝廷内部有着巨大的影响， 张之洞事实上也是这个派别的核心人物之一。 他们共同的特点是， 有巨大的中国意识， 强烈排斥西方文化， 反对任何形式的国际贸易， 尤其是反对从西方过来的各种工业化新技术。 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 即便这些“清议” 官僚如此画地为牢， 但他们同样关心国家如何迅速强盛。 如此， 各方政治势力在“自强” 的口号之下， 终于达成了共同目标， 而抵达这些目标的具体办法就是兴办新兴的工商业。 注
1895年是一个分水岭， 这一年中日战争以中国全面失败告终， 曾经不可一世的北洋水师被日本人打得晕头转向， 全军覆没， 这让整个晚清政府瞠目结舌。所谓国难当头， 即使再顽固的保守人物， 这个时候也不再对新式的现代企业， 对国际贸易继续大加责难。 日本在这个时候成为晚清需要全面借鉴的国家， 从体制到文化， 从政府到企业， 中国人似乎低下了那颗古旧的骄傲之头。 1897年的开春， 保守派御史褚成博上奏皇上， 强调国家在这个时候不能再不考虑发展工商业。 他还要求朝廷废除传统的社会歧视， 保护企业家与外国竞争， 支持资金充足的工业工程。 曾几何时， 就是这位褚成博， 长期以来与另外一名保守派名人徐桐联手， 强烈反对李鸿章各种兴办现代企业的举措， 经常在朝廷争辩得不可开交， 还曾经提起对李鸿章进行弹劾的动议案， 如今眼看着局势大变， 帝国气数殆尽， 因此不得不站出来与李鸿章等人和解。
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湖南保守文人王先谦， 在开放的问题上走得更远。 他如此陈述： 历史传统能够证明， 企业家的新的社会地位是正当的。 他把官方的诸多说辞和所谓的理论框架与社会现实完全分开， 然后得出结论： 秦汉以来， 商人、手工业者和地主就已经处在中国上流社会的地位， 那种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排序， 是对真实历史的一种有意扭曲。 因此， 如果中国要变成资本主义社会， 商业和企业家阶层就必须在现代工业方面起到领头羊的作用。
保守派的观念在变， 改良派的观念就更进一步地改变了。 相比同治中兴时代的变革， 如今的改革观念甚至指向了整个国家的制度问题。 比如过去的改良派魏源、 林则徐、 曾国藩、 冯桂芬等人强调要将改良主义根植在传统的儒家哲学基础上， 即强调农耕经济才是立国之本。 而现在， 汤寿潜、 陈炽这样的文人和官员则提出， 如果中国想要再次振兴， 需要考虑传统经济与政治结构的效用问题。 也就是说， 到19世纪的最后几年， 古老的中国终于有人认识到， 一个国家的兴起，必须超出制造坚船利炮的工具层面， 必须引导出激烈的制度变革， 而且这种改革一定是以西方的工商文明的秩序和中国的国家系统的结合为出发点。 由此， 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 商政。 马建忠的《富民说》 、 陈炽的《富国策》 、 汪康年的《论中国求富强宜筹易行之法》 等着作， 在那个年代可谓风靡一时， 在建设性方面， 远远超过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 。 注
这的确是一个重商主义时代的晚清格局， 从官僚到文人， 从朝廷到社会， 人人都有一个富强梦， 人人都站在国家主义和贸易战争的角度思考， 以至于很少有人思索到重商主义政策对经济的破坏性。 严格地说， 一个传统的农耕经济国家，在遭遇工业化的新元素冲击之后， 意识形态上采取自强的姿态， 经济形态上采取普遍的重商主义政策， 几乎是一个不二选择。 从学术的层面看， 晚清最后20年
， 的确是一个活跃的时代， 如果说条约口岸经济带来了西方企业家的自由经济理念， 如果说接下来的自强运动是一种民族主义维度上的经济闭塞， 那么严复翻译出版《国富论》 ， 则是在理论的层面再一次推动中国人怎样理解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 虽然这样新鲜的思想并不能直接影响到官僚阶层， 但中国的一批走在前沿的知识分子却为此眼界大开。
需要再次提到的名字， 是梁启超。 《国富论》 对梁启超的影响， 显然是前所未有的。 他看到了一个历史的经济现象： 当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对欧洲经济有利的时候， 中国因为经济发展起步较晚， 仍然需要像欧洲一样， 走一段以贸易保护为主要特征的重商主义道路。 为此， 梁启超把科尔贝尔、 奥利佛·克伦威
尔这两个贸易保护主义者当成了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并毫不客气地指出， 中国几千年的经济史， 没有出现一个像他们那样的人。
梁启超的话有道理。 欧洲经济史的确是这样的， 在16世纪初到17世纪末长达两百年的时间之内， 欧洲各国普遍走上了重商主义道路， 主要特征是政府主导经济， 兴办国有企业， 实行行业的垄断经营， 而对外贸易上， 则专注追求贸易出超， 积累外汇储备， 以实现一种国家的富强。 随着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念的传播， 随着工业革命新技术的兴起， 欧洲各国开始转向自由经济。 其中最为成功的国家， 当属英国， 这是英国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的主要经济学理由，其次， 荷兰、 美国也转型成功。 西班牙和法国失去了转型的黄金时代， 因此延缓了国家发展的步伐， 德国则转型为国家纳粹主义， 经济的计划性和社会的福利性与狂热的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 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两次巨大的人类灾难。 而诸多后发国家如日本、 韩国、 拉美各国、 澳大利亚， 都是沿着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路径走进了现代化。
晚清经济的麻烦在于， 1883年的金融危机使尚未展开的自由市场格局戛然而止， 辛亥革命则使一个国家的重商主义政策来不及转型就偃旗息鼓。 因此， 从晚清时代开始， 一直到今天， 中国人对自由市场的认识， 对重商主义政策的认识
， 都是模煳的。 只有梁启超这样极少数的知识分子认识到， 严格的重商主义政策会给国家经济的发展带来阻挠。 1902年， 梁启超对国家的富裕和贸易平衡之间的关系做了非常繁复的研究之后， 认为一个国家的资本净外流或者净流入不能由其表面统计数据决定， 需要考虑到其他的市场因素， 如对外投资、 民众生活费用等， 也就是说， 站在一个国家的层面， 看得见的贸易赤字， 与国家的富裕并不构成直接的冲突。 这正是亚当·斯密的国富概念， 亚当·斯密从来都是坚定地认为，一个国家的富裕， 不是外汇数据的多少， 不是纸面上的金银， 而是人民用以生活的各种消费品。
也正是在这样的维度上， 企业和企业家的作用就显得异常重要。 遗憾的是，晚清政府有意为之的国家富强的经济格局， 是通过提高工业化来建构国家的军事实力， 而不是致力于人民的生活消费， 这就必然拉动一个时代的企业家， 也将国家的富强、 民族的昌盛与企业的具体经营牢牢绑在一起， 因此忽略了开放的市场体系和开阔的市场竞争。 其结果是， 国家的富强仅仅是一句口号， 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庸。 中国的现代化首先在企业和企业家的建设方面遇到了制度性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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