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着
第四章 晚清企业的竞争方法
三、 官僚的胃口
日本明治维新时代， 不断兴办起来的企业首先就具有比较清晰的产权意识。一方面， 日本人基本规避了官商结合的企业模式； 另一方面， 政府站在公共立场的角度， 甚至以一种“官方津贴” 的形式， 对日本人的企业经营管理予以鼓励。注但多年之后的晚清工业化运动， 就缺少这样的立场。 官督商办的企业形式， 要么让大量的官员直接卷入市场的管理和经营当中， 以公权力的形式成为利益的竞争者； 要么以第三方的权力立场， 对各类企业索要卡拿， 不断加大企业的管理成本。
从人性的角度看， 这是任何官商结合的经济时代无法规避的困境。 官员天然地把任何企业都看成政府的一部分， 直接向企业索取资金， 成为晚清经济的一个醒目的现象。 首先体现在朝廷的思维方式， 他们希望迅速摘取新工业企业产生的任何成果， 并转换成一种统治的能力。 比如在1899年， 朝廷重臣刚毅南下上海， 视察招商局和电报局的账目， 探视企业的公积金和储备金， 试图为朝廷索取一笔财源。 而这样的工作， 并没有一个明晰的款项， 统统安上了“努力报答皇恩”的名义。 这种名义， 早已有之， 多年前就被用在盐商的进贡上， 这事实上等于一种对皇室的“奉献” ， 如今这种款项被转移到对近代企业的监控中， 令诸多已经股份化的企业不胜其烦， 因为这没有办法进行必要的财务处理。 其他地方性苛捐杂税也是不胜枚举， 比如大冶县政府不断要求大冶铁矿捐款， 开始政府是以地方自治经费为理由， 后来知县觉得这样麻烦， 干脆以管理地方警察力量为由头， 要求企业定向付费， 每年索取4000两银子。
也就是说， 政府和官员把各种名目的费用都试图转嫁到企业身上， 因此税收就是一个更好的借口。 1894年， 纺织稽查所成立， 这个机构名义上是朝廷设立， 但实际上被李鸿章和盛宣怀控制， 其职责权力是“连续地对各厂纺织品征收每包1两银子的产品税， 对所有的纺织厂实行或多或少的控制， 比如原料和产品运输的关税， 以及与政府或者官僚不断进行有关他们全部业务的谈判。 ” 注
1896年7月， 总理衙门提出， 要向中国的全部机制品征收10%的产地税。 不管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机制品， 还是外国人制造在中国销售的机制品， 均要缴纳。注只有在这个税种的基础上， 所有的机制品方可免税运销到别处。 毫无疑问，这明显是朝廷为增加财政收入推出的新措施， 以此弥补东南沿海和通商口岸对外贸易大幅度下降之后出现的进口税亏空。
对于这种忽然出现的产地税， 当年的媒体进行了批评：
“这10%的产地税，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一个很大的误会。 棉纺织厂和其他工业的扩展对中国必然会产生很大的好处， 如雇用其过剩人口和增加其社会财富， 这对我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要使中国的官僚们认识到这一点则是很困难的。 他们的眼光只盯在扩大工业税收这一点上。 ” 注
这样的媒体言论， 直接指向官僚集团的短视， 即使放在今天， 也十分尖锐。为了搜刮钱财， 官僚们显然不太在意人口就业与社会财富， 他们只盯住眼下的钱袋子。 在一个官僚意志高过一切的制度环境里， 诸如产地税这样的措施竟然迅速通过并实施。 可以想象， 企业因此遭到的打击， 超过了人们的预期， 以至于连张之洞这样的高官也无法忍受， 不得不连续两次递上奏折， 请朝廷免除汉阳铁厂1 0%的产地税。 注这个奏折是盛宣怀写的， 盛宣怀的理由是， 炼铁不同于消费品的制造， 而且铁厂是一个有政府自身利益的官督商办企业。 据说这样的陈词， 最终打动了朝廷， 汉阳铁厂得以成为产地税的一个例外。 注
显然， 其他大部分的公司无法像盛宣怀这样得到朝廷的特殊待遇， 随着企业的负担越来越重， 官僚的胃口因此越来越大。 出现这样的局面， 制度层面上， 主要是缺少一部工商成文法注， 企业的股东们不能依据法律抵制各种税费， 任由官僚们狮子大开口， 而且每次都必须满足他们。 这样的态势一时间无法出现新的可能性， 企业只得去有意识地巴结有实力的官僚， 通过绑定一个权力更大的官僚和官僚集团， 来抵制一般性的官员索贿。
事实上， 这样的策略还算较有成效， 因为这些官僚和官僚集团能在公司中得到更加稳定的特别的利益， 因此利用自己的权力， 阻止一般官员的索取。 唐廷枢在这方面很有经验， 他曾经在轮船招商局第九届账略上写道：
“轮船归商办理， 请免添派委员， 除去文案、 书写、 听差等繁文名目， 免其造册报销， 各事均照买卖常规。 ” 注
唐廷枢之所以强调要遵守买卖常规， 是因为各路官僚都打算在轮船招商局捞点利益， 每天公司接到各种各样的官样文件， 有打着朝廷的名义要钱的， 也有号称来巡视的， 还有申请入股的。 常态下， 作为一介企业家， 唐廷枢是不敢公开抵制官僚们的， 但这里似乎是对所有的官僚提出了一个警告， 告诉他们， 轮船招商局的大老板是李鸿章， 各位最好绕道而行， 轮船招商局有自己的商业规矩。 这样的警告事实上是很有效果的， 因为李鸿章也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表示， 官僚要尊重招商局的经营行为， 不要给企业添麻烦。 这个时候的李鸿章权倾一时， 既然他这么说了， 唐廷枢也摆出一副生意归生意的架势， 其他官僚们至少明面上再不敢为所欲为。 不过暗中较劲肯定是存在的， 比如就有京官联名在朝廷弹劾唐廷枢和他管理的企业， 要求皇上惩治。 李鸿章在应对这种弹劾的时候， 主要的理由， 依然是“公司之盈亏， 纯属商人之事， 与政府无涉” 注。 好在这样的辩护， 被皇帝理解了， 招商局得以继续经营。
历史的格局在于， 官督商办的企业模式， 一方面的确为诸多贪官留下了直接获取利益的口子； 另一方面， 更多的企业家并不是像唐廷枢一样具有市场竞争的意识， 唐廷枢这样的人的甚至只是少数人， 大多数中国的商人似乎更愿意从政府的利益中发现商机， 也就是说， 最好是通过垄断的形式、 官僚倾斜的形式， 首先赚朝廷的钱， 而不是直接参与到市场的竞争中去。 熟悉中国社会结构的人必然知道， 这才是中国商业经济的主流方法论。 我们看到， 官督商办企业的职员们， 渐渐发现一个基本的逻辑， 与其让官员来企业掠夺， 不如自己分享公司利益， 然后把公司的亏空上报给官员， 进而取得官方对企业的支持。 这种方法很快就大行其道， 随着职员们运作技术越来越成熟， 几乎所有的官督商办企业都出现了一个怪现象： 公司经常处在经济困境之中， 不得不找官员求助， 但公司的职业经理人的私人财富却不断增加。 注
官督商办企业的陷阱是如此明显。 而最严重的， 是阻断了市场的分工， 导致所有的市场要素都趋向于官僚权力， 整个国家构成一种官僚垄断资本主义。 比如李鸿章， 他在诸多矿山、 纺织厂、 轮船公司和其他企业拥有绝对的所有权， 而他当初发起这些企业的目的， 是抵抗不断增长的外国进口商品和外商占有主要地位的航运业。 注他的思路看上去似乎有道理， 由华人组织公司， 公司由官方保护，并授予一定的专利权， 确保其成功， 但仔细分析， 却经不住推敲。 比如华人公司由于过度强化企业的国家属性， 失去了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官方保护公司， 使企业既受制于官员的勒索， 同时又对官僚形成依赖； 最重要的是专利， 这种基于企业核心技术的事物， 在李鸿章等人的推动下， 却是一种垄断的借口。 1872年， 李鸿章在朝廷慷慨陈词， 使得招商局从一开始就特别享有运输漕粮的特权， 垄断使得轮船招商局从起步开始， 就没有得到市场的深度锻炼。 之后， 他的上海机器织布局被授予棉布和棉纱生产的10年专利权， 国家电报局控制着国外电报的收发业务注， 只有李鸿章的企业， 才有权在上海和云南以及满洲边境地区与外国海底电缆相连接， 汉阳铁厂则享受制造京汉和粤汉铁路钢轨的垄断权。 注
无处不在的行政垄断， 才是官僚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 它的结果是， 主要保护由大官僚主办的新式企业投资者的利益。 注因此， 晚清40年中的中国工业化没有真正改变国家经济的基础， 反而把国家导向深渊。 在全球发达国家的现代企业制度趋向完善的时候， 中国人却反其道而行之， 官僚和商人沆瀣一气， 让一个巨大的潜在的市场形同虚设。
四、 朝廷的奖赏与企业家的命运
中国企业家一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价值观： 从草根做起， 从市场做起， 最终的希望， 一定要居庙堂之高， 这才是风光的人生风景。
这带来两个维度的思考。 第一是中国的企业家普遍都有渴望进入政坛的心态。 一方面这是所谓实业救国的梦想， 另一方面也是对企业发展的最大保护。 企业家的这种心态， 尚在情理之中， 尤其是在中国的政商环境下， 这几乎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第二则是政府将一名企业家， 尤其是一名私人企业家纳入官员体制内的措施， 究竟在多大的层面会对时代、 社会、 经济造成多大的影响。
毋庸讳言， 这样的风景， 并不新鲜。
1898年， 朝廷总理衙门发现了两个现象。 其一是英国和俄国的政府经常奖励那些生意兴隆的商人， 因为这些生意人为政府赚来了外汇。 其二则是在天朝，外国人拥有的企业数量正在迅速增加， 对国内相对陈旧一些的手工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于是， 总理衙门为了鼓励国内手工业和商业， 推出了一套针对商人的奖励措施。 注
由于晚清的工业化运动， 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国家的军事能力， 实现自强，因此， 朝廷出台的第一套奖励章程， 奖励的是能够为国家的军火生产发明新技术或者是比较新的技术的技术能力优秀的工匠和有发明创造的技工。 那些能够从国外引进中国所没有的西方技术发明和工业技术仿制品的人， 也在奖励之列。 有意思的是， 能够写出纯粹技术性论文的知识分子也被奖励， 与之相适应， 那些创办学堂、 博物馆的人， 那些能够传播科学思想的人， 也是被奖励的对象。 更有意思的是， 朝廷开出的奖励措施， 包括五大类， 分别为： 授予家族世袭官职、 任命为实际的官衔、 给予虚拟官衔、 颁发朝廷嘉令状、 颁发巨幅牌匾。
1898年7月12日， 光绪帝批准并颁布了这一章程， 并列为百日维新的一部分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 这一套章程从颁布之日起， 直到晚清崩盘， 从未实行过，因为史料里找不到任何有关奖励的行动， 或者是关于建立机构处理奖励事宜的记载。 这可能与光绪帝被慈禧太后幽禁有关， 总之是不了了之。 不过到1903年商部成立之后， 慈禧太后似乎认为光绪的那套措施有道理， 又命令商部的人重新启动奖励工商业事项。 所以商部开张不久所做的一件大事， 就是草拟一份新的《奖励华商公司章程》 。 不过这一次朝廷不再强调技术的重要性， 而是着眼于投资规模。不过， 对于这套措施， 怀疑的人居多， 原因在于投资者实际上没有机会获得任何一项奖励， 源于章程设定的投资规模太大， 即使要得到最低的奖项， 个人也至少需要投资50万美元。 注朝廷出台这样的措施， 可能考虑到了新公司的治理结构都是股份有限公司， 因此试图吸引更多具有中等财力的社会各界投资者， 而不是少数能够提供大量资本的超级富豪。 但问题在于， 在晚清， 能够一口气集纳5 0万美元的人， 显然已经很有官家地位， 用相应的五等议员官衔来奖励商人， 对有实力的人而言， 这没有吸引力， 如此， 这个章程几乎就成了一个摆设。 注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之内， 这套奖励措施只是一纸空文， 商部没有围绕这些奖励举措实施任何具体的行动。 有人终于意识到了这些章程的空洞和缺陷， 于是奏请朝廷， 任命大企业家张謇出任商部的“头等顾问” ， 不过其他的奖励措施也没有给张謇， 直到1904年4月， 由于张謇组织了“十一家公司， 总资本达到了20 0万美元以上， 年利在30万～ 40万美元” ， 因此张謇终于成为晚清第一个被朝廷奖赏的企业家。 注按照规定， 张謇只能获得二等议员的资格， 但实际上张謇已有
的官衔， 比二等议员高出了许多。 另外， 其他获得奖励的两个人， 获奖理由也不是他们为工业的创办和集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为他们都是在职的官员， 只是用官员的权力， 在促进企业家创业方面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注
问题是明显的。 首先， 朝廷总是愿意用官家行政资源与企业家交换， 这事实上是引导市场资源朝着政府的方向聚拢， 这必然抑制了企业家的创新能力； 其次
， 真正掌握资本的， 其实是那些官僚， 这导致政府的刺激计划， 事实上依然是官僚之间的游戏， 因而再次加重了本来就非常浓厚的官商结合传统。事实上， 晚清的媒体对这种官家奖赏的措施， 是持批评态度的。 当年的《东方杂志》 和《华字日报》 就评论， 中国的实业家其实并不想得到朝廷的所谓名誉爵位和虚拟官衔， 他们更想在生意的层面让政府给予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 这样的评论甚至引起了社会层面的讨论， 一种观点认为， 由于名誉爵位和虚拟官衔可以用金钱买到， 而且的确有一部分商人花钱购买， 这一方面使得朝廷的相关政策几乎变成了一种被人们耻笑的垃圾， 另一方面则是花钱购买官衔的商业企业家普遍被人私底下耻笑。
个别精英人士也试图阻止这种卖官鬻爵的行为。 早在19世纪60年代， 冯桂芬就站出来反对， 他非常痛恨买官卖官的社会风气， 深感晚清各种弊端， 均由此而生。 为此， 他甚至提出应该效法周代的官职管理方式， 即直接把贵族爵位奖励给功绩卓越的平民。 到19世纪末， 张謇再一次提到了冯桂芬的观点， 主张朝廷应该尽量控制由政府主导的官爵买卖行为， 这一次， 张謇举出的例子， 乃是欧美国家的制度。
历史证明， 晚清以官爵奖励为主的工业化政策， 最终演变成一个被历史记录下来的丑陋的中国现实， 是中国官商结合传统发展到极致后的怪状。 作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 晚清的各种官爵可以通过金钱购买的方式获得， 因此买官卖官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到1900年， 海内外几乎所有中国商业企业家中的重要人物， 几乎都有某种官衔， 朝廷通过卖官， 获得一点点眼前的利益； 企业家通过买官， 搭建某种和官员接触的通道。 其结果是遍地都是官员， 使企业家不像企业家， 官员不像官员， 整个社会围绕朝廷利益分赃， 市场的内在机制被中国人完全忽略。
无论是动机上， 还是实际上， 晚清对工业的推动措施， 都不可能有效果。 到1906年10月， 农工商部撤销了此前的全部措施， 然后制定了一个全面系统的奖励制度， 并获得朝廷的批准。 这一次的重点在于， 要给技艺高超的工匠和有发明创造的技工授予勋爵， 而且为了保证能够推行这样的措施， 要求各省的官员和各个商会推荐候选人。 注
但这样的补救措施于事无补， 晚清正在迅速走向末路， 政府必须而且只能首先关心所有与战略武器有关的工业， 包括造船、 铁路、 采矿和兵工厂。 这既造成了政府的主导行为对市场和企业家的遮蔽， 也造成了资源绝对由政府垄断的格局。 从朝廷往下看， 似乎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但从市场的基层往上看， 却是各种利益的博弈， 是社会矛盾因为经济方法的错误积累成的一个个社会热点问题。 说到底， 晚清的错误关键是经济方法的错误， 它没有采取政府全面退出的策略， 让市场的力量自发发展， 恰恰相反， 采取的是政府过度参与到市场和企业建设中， 最终导致市场全面枯萎， 政府因工业的疲乏和财政力量的薄弱而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
一个更直接的证据是， 晚清为了尽快找到军事崛起的方法， 甚至将纺织这个能够拉动农业社会经济的重要产业放在了边缘位置， 虽然它一直是中国进入近代
化进程后最重要的产业之一。 与纺织行业的命运相似的是国际贸易， 由于政府过度强调自强， 导致了一种民族主义的狭隘商业思维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贸易价值观， 政府只是一味强调出口， 却想方设法抑制进口， 这事实上是延缓了对先进国家新技术的引入， 也延缓了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方法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周期，随着晚清政府的垮台， 这样的工作被中国人耽搁， 一直到1978年之后， 才开始提起这个常识性的企业和企业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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