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好书：百年经济史笔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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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翼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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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和着
第三章晚清企业竞争的方法
二、企业家的多元化经营传统
关于企业的多元化和专业化之争，曾经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事实上中国的公司热衷于多元化经营的居多，而热衷于专业化经营的属于少数。有意思的是，我们在晚清时代的商人故事里，也发现他们几乎天生就迷恋多元化经营，无论是外国商人还是本土商人，均是如此。太古洋行的合伙人J.H.斯科特如此说道： “把我们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是不值得的。 ” 这句话成为日后所有热爱多元化经营的中国企业家的口头禅。
唐廷枢是多元化经营的集大成者之一。
他最初投资的是传统的当铺， 19世纪50年代后期，唐廷枢是香港两家当铺的老板，时间长达4年，年利润率保持在25%～ 40%，因此积累了可观的资本。不久，唐廷枢以自己的积蓄为原始资本，向怡和洋行借款10万两，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当铺，效益同样好得惊人，年利润率突破了40%。之后，他又将这家当铺迁往扬州，再次勐赚了一笔。
19世纪60年代初期，唐廷枢开始把兴趣放在销售茶叶、生丝和棉花上，很快他就成为这方面大名鼎鼎的专门做出口生意的商人。这些商品中，茶叶带给唐廷枢的利润最为可观。到60年代后期，他成为一家大茶行的合伙人。这家茶行向怡和洋行和上海其他洋行出售茶叶，成为诸多外资机构在上海的重要合作伙伴。
1869年，唐廷枢的触角延伸到盐领域。他再次找怡和洋行借款2万两，打通政府关节，堂皇地成为清政府特许的专营盐商，将食盐从扬州运销到汉口，每年能够获得60%的利润。这样的生意，唐廷枢一做就是三年，积累了惊人的财富。所以他开始尝试进入钱庄领域，和阿钦、阿李等几个资本同样丰厚的人共同投资兴办了3家钱庄，搭建起属于自己的融资渠道，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为他的当铺、茶叶、盐等生意提供了强大的资金链。
唐廷枢的商业天赋极好，他很快就看到了近代企业远远胜过传统的商业。在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他试图进入实业，试图做一名具有近代企业制度意义上的企业家。为此，他和他的朋友买下了镇江附近的一块土地，打算开采石墨矿，不过没有获得政府的批准，只好放弃。不过，在别的地方，他的投资实业的想法得以小范围成型，对两家矿山和两家报馆进行了少量投资。
这个时候，长江航运业正在兴起，唐廷枢发现了这一巨大的商机，他开始介入航运投资。很快，他就成为两家英国轮船公司公正轮船公司和北青轮船公司的股东和董事。 1870年他又向另外一家轮船公司投资，还投资长江上的不定期货轮，以及琼记洋行的另外一条货轮，这使得他成为晚清航运业重要的投资家和企业家之一。到1872年，怡和洋行将其航运股权合并为华海轮船公司，唐廷枢当仁不让地成为董事。另外一名热衷于多元化经营的商人，是比唐廷枢更加有名的郑观应。郑观应很早就在上海当铺里当学徒， 17岁之后便开始经营茶叶、样布和其他杂货， 25岁就成为上海、牛庄和汕头的着名批发商。由于有为上海宝顺洋行管理揽载的职业经理人经历且熟悉轮船航运业务，之后便在上海、福州和汉口开设了自己的揽载行，并在上海设立了一家驳船公司。同时他还投资公正轮船公司，成为其股东，这家公司是1867年由英国商人扎里夫洋行开办的，曾经名盛一时。
进入19世纪70年代之后，郑观应开始经营报馆、书局、造纸厂、水险和火险公司、蚝业公司、扬州盐号，以及在开平、山东和安徽开办各种矿产企业。他还是大名鼎鼎的轮船招商局的股东，靠着这笔巨大的投资，他得以在晚清时代的航运业里具有一定的话语权。 19世纪80年代，郑观应将部分资本投资于畜牧业、垦殖业和电报公司，以及在热河开办金矿。在所有的经营项目中，郑观应自己最看重的还是上海机器织布厂和粤汉铁路这样的实业投资，在这样的企业里，他既是主要管理人员，也是大股东。因此，在晚清企业界，郑观应可以说是一言九鼎，跟随者众多。
晚清时代的商人如此热衷于多元化经营，这对于那些做企业史研究的人来说，当然是一笔再好不过的史料。不过遗憾的是，真正留下来可以当作考据的完整
资料并不多，很多商人只是行动，而没有系统记载的习惯，即使到今天，很多企业家可能也是如此。
不过例外总是有的，这里提到另外一名大商人徐润，他心思细致，笔头勤勉，留下了一部《徐润年谱》。我们看到，徐润首先从事进出口业务，在上海和丝茶产区经营茶叶、生丝、棉花和匹头货。然后他成为当铺和钱庄的合伙人，不过真正的企业才让他兴奋。进入19世纪70年代，他开始向轮船、保险公司和码头公司投入大笔资金， 80年代投资煤矿和金矿、银矿。 19世纪最后的二十多年，他购买了大量的制造业企业的股份，如纺织厂、制糖厂、玻璃厂和造纸厂。他还参与垦荒业务、房地产投资。从他的年谱中可以看到， 1859—1907年整整48年的时间中，徐润至少向55家企业进行了投资，其中既有传统企业，也有现代企业；既有商业企业，也有工业企业。作为一个中国近代史上声名远播的企业家，徐润对多元化经营的热爱，可以说是空前的。
郝延平先生在他的商业史研究中，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晚清最后几十年里，中国商人更喜欢外国公司小面额的股票，而对高面值的股票并不热衷。这其中也隐含着中国商人热衷于多元化投资，遍地撒胡椒面的习惯商业思维方式。1868年2月，旗昌轮船公司决定将公司股票面额1000两改为100两，用来吸引更多的中国商人投资购买公司股票的兴趣。旗昌公司的一名董事如此解释：“许多对长江运输感兴趣的人们，尤其是中国人，不愿意投资一股1000两这样巨大面额的股票，新的办法将使得购买股票对所有人都是力所能及，而且按董事会的意见，这将使得公司实缴股款的股东大量增加。 ”
事实证明，这样的决策是成功的，只是在当时，商人们为此赚到了大钱，似乎什么赚钱就做什么才是企业家的常态。但有一些背景需要提及，比如当时中国的产业化并不明显，各种市场元素处在萌芽状态，分工与交换还没有大面积展开，商业的热点尚在培育之中，商业的力量在各种机会里施展身手，起到了催生市场的作用。但中长期来看，当一个市场已经发育得足够成熟，如果还没有企业家愿意沿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那么，这意味着市场受到了政府权力的压制，政府挤占了大部分市场资源，导致企业家阶层随着权力的意志逐利，而不是随着市场的交换去竞争。
也就是说，在中国，无论是晚清后期的多元化企业生态，还是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企业多元化格局，都是因为政府还没有真正大面积释放权力，公权力仍然阻挠着市场主体的形成，一个符合市场逻辑的分工局面还没有发生和发展，因此，真正具有大气象，能够影响一个时代的人们生活方式的大企业和大
企业家，还不可能诞生。而这，可能正是一部中国近现代企业史最醒目的经济学主题。

DMCA / ABUSE REPORT | TOP Posted: 03-27 02:18 楼主引用 |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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