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六四纪念日已过去了一周，还有多少人记得那些民运风云人物呢，今就谈一下大科学家钱伟长与当年民运的一件秘闻。

钱伟长（1913年10月9日—2010年7月30日），男，江苏无锡人，中国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出生于吴越钱氏家族，曾任上海大学校长，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长，南京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南大学，耀华中学名誉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和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名誉主席。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为“三钱”。
 

1939年，钱伟长参加了第七届中英庚款会公费留学力学专业的考试，此次参加人数众多，招生名额是20个，报名人数却超过了3000人。发榜时，西南联大有9名同学考取，其中钱伟长、林家翘和郭永怀属于力学专业。虽然原定每专业只录取一人，他们3人都考得非常出色，而且分数也极为接近，故同时录取。由于战争，很多英国教授到未独立的加拿大避难，故1940年1月他们正式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

1942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喷射推进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与钱学森、林家翘、郭永怀一起，在冯·卡门教授指导下从事航空航天领域的研究工作，参加火箭和导弹实验，他和同事们研究的主要课题是火箭的起飞、飞行中火箭的翻滚、火箭弹道的控制等。钱伟长很快连续发表了好几篇论文，并在研究、设计、制造等环节中，做了许多具体工作。

1946年回国，1957年因反对苏联教育体制中的一些工作思路，提倡理工合校，重视基础学科，在清华大学内引发三个月的大讨论，并最终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分子，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万能科学家，停止一切工作。连钱学森都被迫和他划清界限，表态说钱伟长是“最恶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

1972年由周恩来亲自点名，参加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当时很多人不相信钱伟长对祖国的忠诚，代表团团长表示不能保证他出国后不逃走，于是周恩来撤换了另一名团长，但新团长仍然不同意钱伟长出访，直到临行前一天的会议他都不知道此事。周恩来叫秘书派车去清华大学找钱伟长，这才知道他还在首都钢铁厂劳动。秘书又赶到首钢，带着来不及换下劳动服的钱伟长赶到会议现场。周恩来见状，叫来秘书换衣服给他，并把自己的鞋子给他穿，才得以出访。回国后，发明了高能锌空气电池，解决了坦克发动次数的限制。

钱被称为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钱伟长的前半生是悲剧，后半生则是喜剧。而且不是一般的喜剧，而是一幕大喜剧。

年轻的时候，钱伟长在美国工作得好好的，据他说，美国给他的年薪8万美元，这点工资，据研究，比当年的美国总统还高5000美元；他又在着名航空科学家冯卡门手下当工程师。但是，他却还是想回国。回国也不错。想不到的是，因为主张教授治校、主张通才教育，这点想法与主管清华大学的校长蒋南翔的治校意见不合。意见不合也罢了，这是社会中常有的事。有时候，自己今天的意见与明天的意见还会不合呢？但是，与中国的领导意见不合，这可是一件严重的事情。钱伟长于是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当了22年右派分子。他从冯卡门推崇的工程师到邓小平圈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从天堂跌入了地狱。历史与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不仅他当了二十二年贱民，在流行株连之风的中国，还害得他儿子女儿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22年发生的种种凄厉的故事，每一个知道中共国历史的人，都是应该明白的。

有人说，社会就是大学，当右派也是大学。钱伟长在右派这座大学里，历炼得非常出色，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他认真地吸取了当年的教训，1986年底，将一封右派朋友们给他的信交给了当年领导全国反右运动、并坚持他领导的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那个人。这一次交信，为党国立了大功，也在中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些右派党员倒了霉，被一个个开除出党，也害得总书记胡耀邦下了台。而给交信的钱伟长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给了他后半生无限的荣光。他终于从当年的右派分子，一跃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有滋有味地当起了政协副主席。红楼梦上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看来，这真是有点儿道理。这一封信，改变了当年多少人的命运啊！

言归正传。那么，交信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
1987年，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反右运动，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认真吸取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深入研究这个运动产生的原因和结果，对于推动中国人民思想的解放，对于总结历史教训，开创未来，是有积极意义的。1986年底的样子，当年的一些曾经当过右派分子的着名的共产党员，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三人，给全国三四十个比较有名望的右派分子写了封私人信件，信中说，他们建议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座谈会，征询对参加会议的意愿和意见。

钱伟长收到了这封信。他看了这封信，经过了种种考虑后，他将此信转辗交到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手里。并且附了这样的话：“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这封信对方励之是声色俱严，大加批判在，称之为野心家；对自己则羞答答地欲语又止。意思是说，虽然我的问题没有解决，职务也没有恢复，但是，我是紧跟XX党的，是效忠小平的，您当年打我右派，也是必要的正确的。

邓小平看到了这封信，勃然大怒。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及何东昌等人谈话，他把写信的许良英误为王若望，对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恼怒地说：“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他下令，将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开除出党。他还批评，这些自由化分子，都是胡耀邦对批自由化不积极的结果。邓小平还认为，学生上街，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他认为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他声色俱厉地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20年；要严酷对待学生运动。他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从那个时刻起，他已经有了不怕流血的概念。果然，过了两年(1989)，他将思想变成了行动。

在严厉批判自由化知识分子和胡耀邦总书记的同时，他大大地表扬了自己当年将他圈入右派群体的钱伟长。他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不久，钱伟长就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也大小算是个国家领导人了。一封信的功能有多大啊！这是方励之们想不到的，也是钱伟长所想不到的。

这样的信，是不是一定要告密，一定要上交呢？我认为完全可以不必。

第一，这完全是私人信件，私人领域的事以私人领域的方式处理。你可以不回复方励之等人，也可以表示你不参加不支持那个会议，也可以直言批评他们准备开会的想法。意见可以不同，但如果坚持这个边界，我认为是合理的。而将私人信件上交，应该考虑到可能给朋友带来的影响，也应该考虑到这种行为的性质。第二，这封信上的纪念反右运动三十周年的会，从法律层面上讲是合法的。99%以上的右派分子分子已经纠错，平反，或改正。摆脱了右派分子阴影的人们，从历史的角度讲，反思一下这场运动，对国家对个人，也是有益的。

邓小平会敏感地感到，前右派分子方励之等人的右派三十周年座谈会，矛头是对准他的。他的脚上的鸡眼仿佛被不当心踏上了一脚，马上跳起来破口大骂，马上行动起来要显示自己的无比的权威。一时间，他指示要开除这几个右派分子的党籍，决心要赶走人们爱戴的胡耀邦。受到许多中国人敬仰的科学家钱伟长，也曾经充当过这样一种角色。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告密者。所告的密，对被告没有好处。而对自己则不无好处。至少他们希望会有好处。而钱伟长则大受邓小平表扬，迅速成为政协副主席，晋身国家领导人之列。话说回来，盖棺论定，钱伟长作为一个科学家，在科学上是有贡献的；留学归来，为国效劳，其情怀是爱国的；作为一个教育家，主张通才教育（此理念并非他提出）、教授治校等，是有进步意义的。他被邓小平打成右派是悲剧，是极权制度的罪恶。然而，他向邓小平密告朋友的信件，却是很萎琐的行为，人格上是很卑下的。

 
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逝世，在中国学生中引起了声势浩大的哀悼。

可悲的不仅是当年钱伟长告密的可卑可怜，而是后人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近来，辽沈晚报着文《高贵绅士钱伟长》，居然称颂备之。此文转辗流传，被南方周末所摘编。文中说，钱伟长不仅在于“学术上的伟岸”，而且在于“灵魂上的超越”。钱老无疑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将朋友的私人信件向当年把自己推入苦海的人告密，又导致了朋友们一个个地被批判，一个个被清除出党，又导致了总书记胡耀邦因为理解过或宽容过这几个右派朋友的一些理念，而被邓小平认为是反对自由化不力，策动一些顾问老人们将他罢免。这样一种行为，这样一种后果，怎么说得上灵魂的超越？怎么说得上是“高贵”？怎么说得上“超越红尘”？他真的能算是一个“高贵的绅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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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中国民主运动领军人物的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都曾被中国当局开除党籍和公职，先后流亡海外，三人都客死异乡。刘宾雁一九八九年在美国讲学时，公开反对中国武力镇压学运，被开除中国作家协会的职务，而且无法回中国。此后经常为文批评中国腐败制度，直到二00五年因直肠癌过世，享年八十岁。方励之于一九八七年因学潮被开除党籍，撤销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职务，一九八九年又被进一步开除公职，随后藏身于美国驻华大使馆，次年离开中国，后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任职天体物理学教授，二0一二年四月病逝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寓所。

一九八六年，在当年思想多元的新气象背景下，已届六十八岁的王若望在《深圳青年报》和《深圳特区工人报》上接连发表署名文章，标题为“一党专政只能导致专横”和“两极分化之我见──与邓小平同志商榷”。这两篇文章毫不避讳地指出体制的流弊，指名道姓地批评总设计师，提出通过体制改革杜绝官员贪污，推进民主化进程，使得执政高层震竦，知识界震惊。

一九八七年，文革后的又一场政治运动开始了，也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深圳青年报》遭整肃取缔。运动中，王若望被指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与另两位主张民主化的刘宾雁、方励之同时被开除中共党籍，并遭全国范围批判，攻击其“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丑化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和歪曲党的现行政策等”。这年四月，王若望冒着“估计会有更严重的横逆袭来”的风险，发出《致邓小平的公开信》，在信中发出唿吁：民主运动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封锁新闻自由助长当政腐化；学学蒋经国先生加速改革步调。

在这封公开信中，王若望语重心长地对掌权者劝诫：“如果政治体制与执政党本身不进行改革，真有万千的好人，一旦坐在那样的位置上，也会变得专制，目空一切或蜕化变质，而新闻报刊的独家包办，又助长了藏垢纳污、为非作歹和滥用权力。”、“因此，如此反民主的专制独裁的体制不仅调动不起人民创造力，经济改革也难以为继……开放言论新闻出版自由也是势在必行，它是深入政治改革，真心做到安定团结的发动机和开路机。没有舆论自由的安定团结，至多是维持万马齐喑奴隶式的安定团结，请不必用‘安定团结’作籍口，来作为向人权、向民主运动开刀的理由吧！”二十多年后重读此信，仍然让人觉得振聋发聩，也仍然让人体味到作者对时代对民族的拳拳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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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励之（1936年2月12日—2012年4月6日），男，籍贯浙江杭州，生于北京，美籍华人，天体物理学家。在1980－90年代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异见人士，被认为是当时“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离开中国前，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内定右派”，第一次开除党籍。1984年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曾参与创建了国内高校首个天体物理实验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中心主任。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民主派人士和知识分子领袖。1986年发生八六学潮，12月，邓小平将他与王若望等人定性为党内反社会主义、反党分子，要求开除党籍，次年，第二次开除党籍，撤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职务。他与刘宾雁、王若望被中共高层视为党内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中国全盘西化”的反面典型，全党批判。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因反革命煽动宣传罪被开除公职。六四天安门事件结束之后，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寻求庇护，并在次年离开中国。后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任职天体物理学教授，2012年4月6日早上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寓所逝世。下图为位于图森市东一公墓的方励之墓
 

刘宾雁（1925年2月7日—2005年12月5日），笔名刘浏、刘克、申明、刘子安、金大白等，吉林长春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家、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曾任《人民日报》记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独立中文笔会第一任会长。他曾表示“共产党管一切，唯独不管共产党。”。1986年12月，作为党内民主派，他与王若望、方励之二人一同被邓小平点名，邓要求将其开除党籍。次年1月正式开除，成为党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斗典型。

刘宾雁于2002年患直肠癌，其后扩散到肺部与肝区，2005年12月5日，当地时间凌晨零时25分左右，刘宾雁因直肠癌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新布朗斯维克（New Brunswick）之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医院（Robert Wood Johnson University Hospital）去世，终年80岁；告别式于12月10日在普林斯顿凯恩博殡仪馆举行。刘宾雁遗言：“自由民主不能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

2010年12月23日，刘宾雁骨灰返回中国大陆，安葬于北京市天山陵园。

王若望（1918年—2001年12月19日），原名王寿华，笔名若望、若涵、若木，江苏武进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高级干部和民主派人士，被视1980年代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的引领者。1986年被邓小平亲自点名，于1987年开除党籍。

1992年8月，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以访问学者身份和妻子羊子（本名冯素英）一同赴美。1993年1月，在华盛顿特区召开民联和民阵合并大会，退出合并后组织的主席选举。1993年4月，在《民主中国》发表文章《我为什么退出主席竞选》，称“我一生屡遭中共迫害，到海外后又被所谓的民运人士排挤；世道不公，乃至如此”。1995年，在纽约创立中国民主党，任主席。2001年12月19日，因肺癌于纽约医院逝世。

看过6.4纪录片《天安门》和当时的新闻联播报道！对共匪颠倒黑白的能力佩服至极！同一个北京市民路口拦军车，阻止军队进城片段！军车和市民对峙很久，到饭点好心市民拿来黄瓜西红柿安抚那些可怜的新兵蛋子！到新闻联播里，就成了，看吧，只有人民！人民的军队才能受到如此待遇，群众是支持戒严的😱😱😱😱😱

钱伟长，这个被肃整了22年的右派分子，最后成一条哈巴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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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初中时看过刘宾雁的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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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的历史慢慢都会被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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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管一切，唯独不管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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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当时看新闻报道说，被吊起烧死的解放军是爆乱的学生干的，那时的我真的相信了。

胡赵时期，是政治最开明的时期。

经历过89的那一代人，不胜叹息

这些所谓名人都很无耻，不然活不过那段岁月，有点骨气的都死了，大多自杀了

谢谢分享。

感谢提供的历史碎片, 记得当年邓小平把高岗关于刘少奇的信交给了毛.后面也是血雨腥风. 历史已多次证明,  在大陆官场必须要有政治敏锐性.
民主不是万能药,  国民素质也至关重要.   好似有一种观点,  用了某一个人就可以扭转干坤,  这是英雄史观  ,是违背客观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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兲朝无好人，越是共产党推崇的越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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