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论政治经济学体系
重商主义
在这一卷里，斯密详细地反驳了“重商主义”。重商主义认为国家的财富在于金银的多少，而使国家致富的方法，就是想方设法地积累金银的数量。“一个富国，和一个富人一样，也被想成是有许多货币（或金钱）的国家；而将一国堆满黄金和白银，则被想成是使该国致富的最便捷方法。”
积累金银的办法包括：严谨金银出口；追求贸易顺差，避免逆差，因为顺差意味着金银流入，而逆差意味着金银流出。为了实现贸易顺差，重商主义的具体措施有：
一、限制进口国内能生产的产品，以保护国内产业；
二、限制来自某个特定国家的进口商品，以防止出现逆差；
三、出口退税，或者发放奖金或补贴；
四、奖励或补贴某些国内制造业；
五、通过通商条约，为本国的商人争取特殊的权利；
六、限制殖民地对与本国之外的国家贸易，本国享有贸易独占特权。
以上六点被斯密成为“重商主义的六项主要政策措施”。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斯密对这些政策进行了逐一反驳。
关于进口限制
重商主义认为，限制进口国内能生产的产品，是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对本国有利。即使进口商品比国产商品更便宜，也应该鼓励消费国产商品。为了反驳这个观点，斯密举了一个例子：任何一个会过日子的人都知道，如果某件日用品，自己在家制造比买的还要贵，那么他就一定不会自己在家里做。为什么现在人们很少自己在家织衣服、绱鞋子？因为自己制作的的成本比市场上买来的还要昂贵。这是市场分工的必然结果。每个人只有专注于自己擅长的工作，并去购买别人擅长生产的东西，这样才是最有利的。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国际贸易。如果同样的商品，国外进口的比国内制造的还要便宜，那么强制购买国货一定是不明智的。虽然这样可以支持国内相关产业，但是如果国外生产的产品，加上贩运的成本，仍然比国产便宜的话，那么证明国内生产该产品必然是没有优势的。如果把同等的资源投入本国更有优势的产业，会生产出更大的价值。
“每一项进口管制，都将引领一国的产业背离比较有利而投入比较不利的用途，以致它每年产出的交换价值必然会减少，而非按照立法者的意图有所增加。”
斯密认为，即便这样会导致某个产业在国内无法建立，国家也不吃亏。因为国家将资本和劳力用在了能生产更大价值的地方，用这些更大产值去交换他国生产的产品，对国家更为有利。
在斯密看来，市场在没有管制的状态下，会自然而然地将资源投入最有优势的用途，无需任何专家的指导，这是市场上千千万万精明的商人自然选择的结果。所以没有哪种管制会比自由放任更有利于扩大一国的生产值。在这里，斯密提出了他着名的“看不见的手”——虽然该思想渗透在整部书中，但此处是唯一斯密直接点名之处：
“既然每一个人都努力尽可能把他的资本用在维持国内生产，而同时也努力使它的产出尽可能有最大价值；所以，每一个人必然都是在他个人能力范围内，奋力使社会每年的收入尽可能最大。他通常确实无意于增进公众利益，也不知道自己增进了多少公众利益。他偏好维持国内生产甚于国外生产，只因为他想确保自己的资本安全；他努力使它的产出尽可能有最大价值，为的只是想尽可能增加他自己的利益；结果，在这种场合，和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宛如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增进了一个在其意图之外的目的…… 就每一个人来说，他的资本能雇用哪一种国内劳动，以及哪一种劳动的产出可能有最大的价值，每一个身历其境的人自己能下的判断，显然要优于任何高高在上的政治家或立法者能为他下的判断。”
重商主义认为如果两国贸易中双方进口和出口额相等，那么贸易是平等的；如果有哪一方出口大于进口，那么他是获利的，另一方进口大于出口，则是亏损的。好比两个商人的贸易，哪一方卖出的多而买入的少，哪一方的现金将增加，所以他是盈利的。重商主义的错误就在于，国与国贸易的损益，并不类似于商人之间的贸易。商人以现金结余的多少来衡量获利或损失；而对于国家而言，金银流入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国年产值是否因贸易有所提高。从国家产值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顺差还是逆差，贸易对两个国家都是有利的。
“但在没有强迫和限制的情况下，任两地间自然而然且有规律进行的那种贸易，对两地总是有利，虽然两地获利未必一定相等。”
对于一笔出口而言，势必因为这笔商品在国外能比国内卖出更高的价值，它才会被出口。所以出口增加了本国的产出价值。对于一笔进口而言，势必因为该进口商品比国产更为廉价，所以它才会被进口。所以进口该商品为本国省下来一笔资本，该资本可以被投向更有利的用途。在国际贸易中，无论一国是逆差还是顺差，只会影响金银的流入或流出，但不会削弱任何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相反，两个国家的生产能力都会因贸易而增加。
政治或军事的角逐是零和游戏，有赢家必有输家；哪个国家想要在政治和军事上占据上风，就势必希望对手越弱越好。但贸易却不是零和游戏，在贸易中一国获利绝不意味着对方吃亏。用斯密的话说，一国的利益绝不在于把他国变成乞丐；相反，贸易对象越是富有，贸易的获利也越丰厚。
“邻国的财富，虽然在战争和政治上可能危害我们，但在贸易上对我们显然是有利的……在和平通商时，它也可让他们能和我们交易更大的价值，亦即，让他们能对我们勤劳的直接产出，或此一产出所购得的任何东西，提供一个更好的市场。”
斯密特别指出，如果英法两国能摒弃民族仇恨，扩大两国的贸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如果那两国考虑他们真正的利益，撇开商场猜忌和民族仇恨，那么对英国而言，和法国贸易也许比和任何其他国家贸易更有利；同理，对法国而言，和英国贸易也比较有利。”
政治、军事和宗教使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对立进而隔离，而商业的利益却能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人群的交流和合作。这一点在如今全球化的世界上更为明显。在国家主义、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时代，我们看到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成为连通人类的唯一共同纽带。的确，“逐利”并不是什么高尚的行为。但相比与民族仇恨、政治斗争、教派对立给世界带来的无穷无尽的冲突和灾难，商业利益更具有“化干戈为玉帛”的力量。
关于鼓励出口
重商主义主张奖励出口，对出口进行退税或补贴，认为这种政策有利于国内产业的发展，以便和国外展开竞争。但斯密却认为：“奖励金的效果，就像重商主义所有其他的权宜措施那样，只会迫使一国的贸易进入一个比它自然而然进入的更不利的轨道。”
以奖励谷物出口为例。奖励谷物出口的理由为：一、奖励出口为本国农民打开国外市场，扩大谷物的需求，进而提高谷物销量；二、奖励出口使农民获得更高的回报，会鼓励农民扩大耕种。
斯密则回应：“在每一年，奖励金所能导致的国外市场的每一分扩大，必定完全以国内市场的牺牲为代价”。由于出口受到奖励，农民更倾向于把谷物出口到国外，而不是卖到国内，这会导致国内谷物的供给减少，价格上涨。其结果相当于为了扩大出口，让所有国内的消费者付出了更高的代价。此外，奖励金的来源是政府的税收，最终还是由全民买单。奖励出口的政策，虽然提高了出口额、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但却是以牺牲全国人民生活水平为代价的；相当于政府把本该属于全国消费者的利益，强行转移到了谷物生产者和出口商的手里。
“奖励金所导致的谷物额外出口，不仅在每一年降低国内谷物市场的规模与消费，降低的幅度和它使国外谷物市场规模与消费扩大的幅度不相上下；而且由于奖励金限制国内[资本和劳动力向最有利的方向发展]，它终究是倾向阻碍和限制国内市场逐渐扩大的趋势。”
正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政府为了达到特定目的干预市场的行为都有代价。即便政府干预的初衷是良好的，但结果往往是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私肥了个别群体。现代主权货币国家更喜欢贬值汇率来帮助出口，贬值汇率虽然有利于出口、积累贸易顺差，但这同样是以牺牲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的——因为他们本可以享受更多的外国进口商品，可这些福利被剥夺了，形成了庞大的外汇贮备。
这背后利弊几何，往往没有人权衡得清楚。对斯密而言，消费者的利益是第一位的：“消费是所有生产的唯一目的与意义；生产者的利益是应该受照顾，但不该超过也许是促进消费者利益所必要的程度。” 虽然不可否认，有时挪用消费者的利益来实现特定的目的，未必是错误的选择。但更多的时候，种种扭曲市场的政策，只会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
“这些管制规定是多么的违反英国人民自夸的自由，而我们还装模作态、时时警戒、生怕我们人民自夸的自由受伤害；但在此场合，为了让我们的商人和制造业者得以取得一些琐碎的利益，我们人民的自由竟然是如此明显的被牺牲了。”
因此斯密提倡着名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之政策。所谓的“自由放任”，就是认为在没有外加干涉的情况下，市场自由生产和消费所达到的平衡，是最有利于整体利益的选择。无论国内商品交易，还是国际贸易，最自由的市场，是对所有人最有利的。任何政策主观地干预，即便这种干预是出于对大多数人有利的目的，也往往会适得其反，干预莫不如放任更能最大化全体的利益。
“所有偏袒或限制的政策一旦全被撤除，简单明了的天赋自由体系当会自然而然的建立起来。每一个人，只要他不违反公正的法律，都完全被放任自由，都可以照他自己的方式追求他自己的利益，都可以拿他自己的劳动与资本，来和其他任何人或任何阶级的勤劳与资本竞争。”
第五卷 论君主国家的收入
按照斯密“自由放任”的思想，统治者不必想着“为人民谋福祉”，因为人世间没有谁有足够胜任这个任务的智慧和知识。最能提升人民福祉的政策就是自由放任，让市场自由运作。那么作为一国君主，他只要履行三项职责：
“第一项职责，是保护社会免于其他独立社会的暴力伤害与入侵；第二项职责，是尽可能保护社会中每一个成员免于其他任何成员的不义伤害与压迫，亦即，建立一套毋枉毋纵的司法体系以维持正义；第三项职责，是兴建与维护某些公共工程设施与公共机构。”
关于政府的税收，斯密提出了着名的“税收四项原则”：
一、每个人纳税的数额应该与他从政府公共服务中得到的好处成正比。从政府的公共服务中获得更多好处的人，理应向政府贡献更多的税收。
二、纳税数额应明确规定，不能由官员任意收取。纳税时间和支付数额都应对所有人透明公开。如果政府有随意收税的权力，就难免会存在贪污、压榨和腐败。
三、税收应该选择方便的时间，不给纳税人增加经济负担。比如房租税，应该在房租支付之后再征收。
四、征收的税刚好足够补贴公共开支即可，不可过多征税。不应该征收阻碍产业发展或资本积累的税种。
斯密不建议征收土地税和资产税。征收土地税不鼓励农业开垦，而且也不公平——对于土地不肥沃的农民，农业税会令他们加倍艰难。如果对资产或利息征税，资本家为了避税，会将资本转移到国外，不利于国内资本的积累。遗产税也会侵蚀资本积累，因为被征收的部分变成了政府公共支出，而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
斯密认为对工资征税，则工人会向雇主要求更高的工资，所以税收的负担被转移到工厂主头上。而工厂主不愿自己的利益受损，于是会提高产品价格，等于把税又转移到了消费者头上。斯密不建议征收消费税，因为消费税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但是他支持对奢侈品征税。他也支持富人应该支付更高的税率。
最后，斯密反对政府负债，因为政府负债会侵蚀国家资本。有人认为国家举债只是把钱从债权人的口袋里挪到政府的口袋里，钱并没有消失，因此对国家不会因此变得贫穷。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政府债务把一部分本来能用来扩大生产的资本挪为政府支出，这会减少国家的资本积累，进而降低国家的生产能力。
“当公共债务最初的那些债权人把资本借给政府时，有一份原本被当做资本使用的每年产出，就在那一刻，离开了资本的用途，转而被当做收入使用；从原本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转而被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从而通常在当年内就被花费掉，完全不会有任何再生产出来的希望。”
而且历史经验表明，当政府背负巨额债务时，几乎没有哪个政府会如期公正地偿还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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